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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立先生黃明正

文/孫嘉蓉 攝影/陳亭聿

場地提供/GaBee咖啡(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13巷21號)










黃明正(倒立先生)

1983年生,台灣屏東高樹人。他的環球(每一個國家)15年計畫,是透過表演、演講、攝影、展覽與紀錄片的方式,將台灣的面貌帶到全世界,也把全世界最好的見聞帶回來台灣。2010-2013年,倒立先生透過行腳式的環台生活,記錄了在地文化、宗教節慶、山岳河川、農作人文、日出潮夕等,在前進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進入校園,將所見所聞分享給學童,無論是偏鄉還是離島,200餘所學校已有倒立先生的足跡。


如果你知道倒立先生,或許你的腦海裡會立刻浮現一些他在台灣大小鄉鎮和世界各地倒立的影像,這位夢想的苦行僧,在3年前立志要用15年走遍世界,從台灣的環島開始練習,試圖尋找每塊土地的故事,一方照片濃縮了事件、環境和情感,很難不令人印象深刻,而這逐步實踐中的計畫,其實源自於他的雜技夢想,以及對自己表演天賦的認知。我們很難得地從他的成長開始,聊聊這個想改變世界的男孩勇於作夢的故事。


孤僻的求學生涯


和明正約在他推薦的GaBee咖啡,看慣他頭下腳上的堅毅背影,親見本人反被他那正氣中帶點憨直、無畏中夾雜靦腆的特質吸引,很想知道他的腦袋裡在想什麼。他告訴我這家店對於咖啡的專業和重視,在承接咖啡傳統之外,更以當代新的語彙讓傳統存留,對這樣能在深厚專業之中找到一條創新之路的理念,他似乎特別能認同。


10歲就因為興趣進入國立台灣戲曲學院綜藝科(現為民俗技藝學系),接受長達8年的雜技專業訓練,黃明正說那就像是電影《霸王別姬》的情節,「現代話叫做霸凌,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因為興趣進去的,所以會有媳婦熬成婆的心理。」他說:「但也不是沒有好處,在那裡,我們可以很專心地培養自己藝術技能。」在那樣以天份競爭的小型社會,黃明正的骨頭軟、學得快,容易招來忌妒,也讓他對師長的賞罰產生得失,「我是晚熟的小孩,那時不懂只能用不好的態度回應。」在才藝日漸累積的同時,性格卻逐漸變得獨立孤僻,對人不信任。


為了學習另外一種表演方式,他考進了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卻因為價值觀的不同,讓他一度想要休學:「大概是我考大學前當過3年的sales,覺得學這些對社會沒有幫助,還不如賺錢繳稅,看見大家都很會講,卻只是在抱怨現狀。」他始終相信一位藝術家之所以能被支持,在於他對社會是否有感情,藝術家怎麼將生活的精華扎實地呈現,「創作一件作品好像沒有這麼難,但創造生命才難。人和人交流才是真正回到生活,總之你怎麼活的就怎麼創作,我是這麼覺得的。」他說。幸運的是,後來他進入了當時許芳宜和布拉瑞陽成立的拉芳舞團,跟著舞團工作讓黃明正開始意識到應該要在有限的生命裡去做些什麼,「我喜歡翻跟斗,很直接的那種表演,但雜技在台灣沒有工作機會,拉芳的經驗鼓勵我喜歡的東西要自己去發展那條路。」



改變雜技的舞台

相較於其他藝術形式,他還是喜歡馬戲和雜技的誠實,因為沒有扭捏、迴避和掩飾,能真實呈現出表演者的能力。為了走出自己的路,他得想一個長遠的計畫,離開拉芳舞團後,他開始在台灣的各地街頭表演,將演出收入用於延伸他的文化行腳,既將雜技帶到觀眾面前,也同時透過拍攝,紀錄台灣的在地文化、宗教節慶、山岳河川、農作人文、日出潮夕等景象,企圖反應出畫面中的社會議題和潛意識。


2010年,27歲的他正結束第一階段環台,將經驗整理發表為一部劇場作品《透明之國》(2010),馬戲寓言的特殊結合方式獲得了第9屆台新藝術獎跨視覺與表演藝術的評審團特別獎,他卻被現實敲醒。因為《透明之國》讓他負債80萬,他深深體會到這不是現階段該做的事:「我付出很多,唯一成效是得了獎和一兩千人看過它,但又如何呢?它不造成影響力,這個效應太低,低到太浪費。給我100萬我可以去全台灣100個學校演講,我開始思考如何讓劇場對台灣人有幫助,而非自己爽完,消化完預算就結束。」他也一直積極透過演講經營自己的觀眾群,「我希望這些族群10幾年後長大,成為潛在觀眾,等知名度到一個程度後,劇場才有生存可能,而不是要發表作品就要去搶同一市場。」



精力充沛也有點疲憊

環球計畫走了3年,一年平均要跑20個國家、150場的演講,黃明正的身體承受了相當的負荷,因此除了親力親為,他必須透過舉辦展覽、書籍出版與紀錄片製作等不同管道,來擴展整個計畫的效應。特別的是,明正用的是踏實的企業化經營思考,一開始就不朝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定位。「我是一家社會企業,用藝術方式去改變台灣目前的大問題,一是雜技的表演環境、二是天賦、三是夢想、第四是和土地的關係、第五是和國際的關係。」他認為用依賴補助的表演團體來運作會有很大的限制,而大團在表演工作坊、果陀、屏風、等代表之後,已經出現斷層,是因為一直沒有出現新的經營方式:「時代不同了,在台灣如果用淺層的方式去補助,是無法壯大的,NGO的思考不是追求生存下來,所以會逐漸萎縮;成立公司的語彙就不同了,演講時要考慮專業度和對觀眾是否有成效。當你找到脈絡的時候,就會有獲利模式出現,公司才會壯大。」


黃明正認為,雖然一年的百多場演講,收入已夠基本開支,但有清晰的中長程目標,才不會永遠是一人公司,結合各方的專業人才能讓所做的事影響到不同族群。就像展覽他找了專業的策展經紀人有策略地規畫:「我更在乎多少人、什麼人可以看得見我的展覽,除了習慣逛美術館的族群,還有企業界、底層人士等,也就是如何透過不同的生活場域去接觸不同階層。」而未來他也計畫聘請一位總經理負責公司經營,自己則專注於表演和創作。


訪問時一直在一旁默默聆聽的黃媽媽,現在是兒子的助理與事業夥伴,很快地也會是巡迴演講的講者之一。原來,倒立先生四處巡迴演講時,外界(尤其是家長們)常好奇他父母如何發現他的天賦?面對他成長過程中的種種抉擇,如何能夠如此開明?明正會回答:「我可以跟你分享成長經歷,但小時候的事要問我父母。」最好的方法就是讓黃媽媽親自分享他的經歷和體會,黃媽媽開朗地笑著說:「一開始也不懂為什麼要我來講,後來發現人的記憶點不同,有時候他講出的一些往事,我會發現當時其實不是這樣的。」透過各自的記憶拼湊,這一家人竟然因為明正的工作,有了微妙的聯繫。


對於孩子的教育,黃媽媽說,小孩和父母想的不一樣,你是沒辦法掌握的,只能安靜陪伴,給建議但不能左右。話題繞到家人共事,黃媽媽有著細膩的觀察:「我告訴他不要有包袱,工作時就把我當助理,不要不敢罵或不敢叫我做事,你衝在前面就不要顧慮我在後面背很重的攝影器材;不需要跟人家介紹我是你媽媽,人家才不會用母子關係去衡量我們。」這一席話,其實已經明顯傳達了一路執著、勇敢承擔的明正,背後有著什麼樣的家庭力量在支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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