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寅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
當誤差作為測量生命與空間政治的方法
「以藝術回應他者」是蔡國傑的創作的核心思想。當他回想藝術養成之路,他始終認為藝術與社會是緊密的聯繫關係,甚至藝術家基於社會責任,透過各種批判方式,揭開觀念中的藝術性。特別是《藝術介入空間:都會裡的藝術創作》(Pour de l’art dans notre quotidien, des œuvres en milieu urbain)這一本書的啟發,他發現這本書提到藝術創作案例都很有趣,並不只是探討藝術形式,而是從作品中帶出許多的思考。
「我如何在城市中擁有自己的空間?」蔡國傑在大學就讀期間,曾投幣租下停車場的停車格擺起地攤,使用這個空間;他也曾想開一個實體店,於是在牆面上貼了許多商品的貼紙,只要你想要就可以撕下。這時蔡國傑意識到,制度與權力影響著一個人在城市中的生存與生活,限制的太多,擁有的太少。在這些行為背後,價值與觀念的問題將迫使我們面對社會的各種邊界,而當「誤差」成為測量這個邊界的藝術途徑時,將會使我們回應生命與空間的政治處境。
對蔡國傑來說,當大家都將「誤差」當成是一種數據時,他是將「誤差」當成是 另一種新的空間觀。這是因為即使他移至澳門生活十餘年,他赫然發現「家」成為一種「臨時狀態」,一種暫時居住,一直無法安身的游牧處境。就好比他形容的,他既是來到一個城市,也正在準備離開一個城市,這種強烈的遷徙與漂浮感,讓他思考到何處立命?何處安身?面對這些問題,他假設城市裡有一個中心,而他始終懷疑與困惑各種產生中心與邊陲的社會現象。
介入作為侵越、擾動空間的途徑
一直以來,蔡國傑的藝術實踐探討許多不同的空間概念,無論是引入情境、場域構成,或是檔案詮釋,都始終讓介入作為一種擾動空間、侵越邊界的方法,「居間性」(in-betweenness)則成為空間與空間「之間」的測距顯示。蔡國傑在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的碩士論文《鏡像與空間創作之研究》,探討了裝置藝術中物件和空間質性的美學辯證:一個是關於虛實空間並置或交錯上的美學感知;另一個是以建築形態,構築場域與空間性的視覺造形。他在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博士班的畢業論文《當代藝術語境下特定場域藝術創作及其檔案化研究》則延伸至特定場域與檔案的空間,其空間是超越視覺的,必須從創作計畫到作品展呈,揭示社會或文化上的空間治理與權力政治的諸多問題。
對於空間的興趣,蔡國傑談起2005年《鏡面裝置》,他認為鏡子是一種能創造出消逝的一種物質。這件裝置中他設計了一條廊道的動線,當他縮短鏡子與鏡子之間的距離,廊道會因切割的鏡面而改變空間感,而當空間感消失的時候,鏡面也讓空間壓縮,迫使讓我們產生某種感知。對蔡國傑而言,空間存在某種我們所假設的框線,他要揭露的是構成框線的某種規範、制度、秩序,而誤差就成為擾動的測距,量測則生成介面。
從《半田計劃》到《家園》提問的生命政治
2004年起持續至今的《半田計劃》(Half-Field Plan),是以「間性空間」(Interspace)作為藝術家的思想行動。對蔡國傑來說,即使藝術家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但觀念是真的,方法是真的,材料也是真的;然而,真正重要的是,這個觀念化為行動時,如何逼顯存在於空間與社會斡旋的邊界政治?蔡國傑認為,當他提出這個批判性的空間,實質上也在等待各種切身的回應。
例如:2020年在臺北伊通公園的個展《選擇分之所有》(Ownership/Choise)展出的作品《誤差計值》就是以伊通公園附近的房子為範圍,他請估價公司進行土地估價,也特別查了相關的法律規範,他發現森林、農地、城市的土地鑑界,以城市誤差標準來說兩公分,當他重新進行土地鑑界的行動時,量測地界的誤差與土地估價換算,將使這整個制度顯得荒謬。蔡國傑以自己的處境為例,他發現生活中的各種制度某種程度上就影響了生命政治的變化。他很震撼的是,我們很像只能在各種制度中顯現我們自己,很像只能在被壓迫、被擠壓、被讓渡主權的狀態才能感受這個生命政治。
2021年蔡國傑以《家園》(Homeland)榮獲高雄獎「計畫型暨跨領域藝術」首獎,最初他於2019年在巴黎街頭與難民朋友們接觸,並邀請他們畫出記憶中家的輪廓,最後這張記憶中的地界以十歐元交易,買賣雙方進行簽署儀式。而後,這個計畫受到義大利的裏雅斯特當代藝術中心(Trieste)邀請,蔡國傑與19名難民朋友線上完成地界轉讓的協議。對蔡國傑而言,即使像區塊鏈這樣的科技彷彿構築了記憶工程,我們的記憶如何擁有與共享?當檔案庫對抗數據庫,我們如何掙脫權力與權限?當買賣作為藝術方法,你我之間如何對記憶進行約定與協商?這些問題都等待著共識的決議,卻也從中帶出賦權與增能的換位。在現實中,難民朋友們之所以支持這個藝術行動,是想讓更多人感受他們的處境,複訪圖像記憶裡的家園歸處。
異鄉人追尋的一方淨土與本源
由於異地創作的跨文化經驗,使蔡國傑對於地方的歸屬感根植於從他方汲取的反身性。作品中的特定場域,在於喚起地方的集體意識,而他想以在地的集體意識達到某種限地性,因而無論場域性與地域性(Regionalilty),他關切的是人類,甚至是地球上生態政治的自主與自由。如果藝術家觀察世界的方式,是從假設藝術介入社會現場的觀念開始,那麼對蔡國傑而言,他的藝術行動就是各種治理的反制。甚至在每個岔開的當下,迫使我們思考:何處是安身立命的一方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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