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國暉
就如劇中所強調: 沒有人是完整的，文學與劇場的相撞或者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另一種「縫身」實驗。由此可見，浪人劇場多次將香港文學經典搬上舞台，可說是香港劇場界的一隊異軍，自稱為不斷修煉的「劍」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至少於劇場與文學的界限上邁出了勇敢的一步，至於成敗與否，已屬後話。。
《縫身》的主旨大底是人的不完整，無論是從精神或肉體來說，當中亦涉及了教育、愛情、親情、社會、法律的反映及反諷，要深入剖析的話，基本上包羅萬象、不可盡述。有見及此，筆者並不願對劇中的意涵多作探討，只想於此文中談一下劇場的表達方法。
一以貫之，劇中人常以一種非直接的方式溝通，少有面對面的直觀交流，對話多是以富哲理的語言平淡道出，從中可聽出對話的跳躍及非理性，往往在回應與非回應之間。的確，對白含金量相當高，不是人說的，倒是說給人來理解、咀嚼、探討的，雖富有詩意卻又不是玄妙難解的詩句，句中每每道出了現代人的真實處境，觀眾要代入其實不難。然而，於思考時間的掌控相信是對全劇的最大考驗。
《縫身》的對話於交待的人物性格、故事情節總是不期然被其深意蓋過，消化對話似是成了觀看劇場的一項重要解讀方式，以另一角度來看，可視之為對文學性的重視或推崇。對白於交待情節方面介乎有或無之間，有意或無意不是問題所在，因為劇場的語言早已令人難以進入的話，情節亦不會是演出的重點，這是可以理解的。原著小說《縫身》中人物的說話方式或質地成就了高度的文學性，雖然不是一本磚頭厚書，要細讀的話也要花費功夫。小說對白的精妙意境畢竟是難以簡化的，文字始終是難以取代的媒介，面對這個局面，導演譚孔文算是頗為完整地作出了改編，選擇了以對白為主導保留了小說的精華，於情節上有所取捨、刪減，這方面的改動是無可厚非的。劇場以女主角「我」作為主幹，刪去了原著中關於連體人的研究論文的節錄，於表達的主次、劇場的推演、時間的考慮來說，是一個非常合理可取的決定。
文學講求可讀性，劇場也可以讀，但除了讀，也可以看，可以聽，可以演。文學可以拒絕讀者，因為讀者可以反覆誦讀，主動出擊。然而，劇場的觀眾始終較為被動，布萊希特以「疏離效果」避免觀眾的投入，最終仍然是為了迎接觀眾主導介入的個人選擇。誠然，導演譚孔文為了平衡作品的「文學性」及「劇場性」，於音樂、形體、燈光均有相應的配合，可是劇場的對白之多、對白的意象密度之高、語意的艱澀，實在令人咋舌。於約兩個小時的演出中，對白幾乎佔了九成的演出時間，而且一浪接一浪，「透氣位」鳳毛麟角，形體表演每每又碰上對話，可惜結果不是一加一大於二，反而是過多了，營養過剩往往令人消化不良。
反觀浪人劇場的前作《十年。寒。笑》，以多個文學作品改編為片段式的劇場演出，雖然對原著沒有作出深入的探討(或者說是沒有深入的探討的空間)，「劇場化」的意向卻沒有被消磨。成也文學，敗也文學，《縫身》的文學性以貫徹如一的語言、語調帶出了極深入的思想旋渦，換來的是對觀眾的高度要求，觀眾要專注於對白營造的意象、內在指涉，前句與後句互相的扣連，尤其對白幾乎沒有語調的升降、抑揚、頓挫，以兩三個重覆的句子強調一些較為重要的概念的做法只是偶一為之，到底不成氣候。與「疏離效果」不同的是，「疏離效果」使觀眾儘管被疏離下去，觀眾始終想在離散的語言、意象中覓一個安身的位置，疏離是為了融合，雖然知道融合的不可能，觀眾亦以自身的角度、身份、理解等等嘗試感受內心的變異。《縫身》做不到以上所說的「疏離效果」，她就像一個拒絕交流的人不停地說出獨白，觀眾忙於思考對白的深意，反而消去了以自身去解讀劇場的可能性與自由度。對白可以引出多方想像，可沒有留白就沒有想像的空間，從這方面來說，劇場反倒是消去了觀眾的創造力。
評論場次: 2014年5月10日•下午3時•上環文娛中心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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