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評論家｜在一個無法退出的進步機制裡，被留下，還是被帶走？—《燼光之城──文明之後的迴響》｜忠泰美術館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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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習慣把「進步」理解為一條線性推進的時間線，彷彿所有人都被放進同一條路徑之中，只是速度不同。但《燼光之城──文明之後的迴響》所揭示的，卻是另一種更不穩定的現實：進步從來不是共同經驗，而是一種差異化分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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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於忠泰美術館開展的《燼光之城──文明之後的迴響》由策展人高森信男與美術館團隊共同策劃，聚焦於較少被主流敘事所涵蓋、話語權相對有限的非歐美城市經驗，透過11組藝術家的創作，重新思考「城市」在不同歷史、政治與經濟條件下的現實樣貌。

我們對「世界級城市」的想像：一部分城市被建構為未來的樣貌，另一部分空間卻在被消耗、被掏空。「燼光」不只是毀滅之後的殘餘，而是一種仍在發光、卻持續消散的進行式。展覽從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歷史建物拆除、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反烏托邦城市想像、加納首都郊區阿格博格布洛謝的電子廢棄物聚落、香港雨傘運動，到臺灣臺南的產業轉型與家園拆遷，這些看似遙遠的城市故事，映照出我們所身處的現代城市正在歷經的斷裂、重組與再造。

《燼光之城》正是從這樣思考的縫隙出發。策展人高森信男長期移動於不同地緣政治情境中，他所感知到的不是一個穩定且線性的世界，而是一種隨時可能斷裂的現實。城市不只是現實中的空間單位，也是一種被命名、想像和投射的結果。在多重時間狀態下的全球城市圖景裡，我們所身處的世界，早已同時運行在不同的進程與節奏之中；而展中的作品，便像是一組組的切面，讓我們看見戰爭、遷徙、物流、廢棄、更新與記憶，是如何共構出今日城市的真實。

被預演的未來。

如果說進步是一種對未來的承諾，那麼這些作品讓我們看見，未來從來不是一張空白的圖紙，而是早已被語言、圖像、制度與恐懼預演完成。

在展場大廳上方，懸置著台灣前衛藝術家梅丁衍於 2000 年創作的《決戰境外》系列。作品透過電腦繪圖與拼貼技術，將當時台灣國防語境中的「決戰境外」戰略口號，轉化為一場介於現實與虛構之間的戰爭預演。「決戰境外」原本是一項試圖將戰爭阻擋於海峽之外的軍事構想，但在梅丁衍的處理下，它不再只是戰略語言，而成為一種被影像化、被消費，甚至被想像為奇觀的政治敘事。戰爭在這裡尚未發生，卻已先以圖像的形式存在。

這件創作完成於二十多年前，卻在今日展場中產生異常強烈的時間錯位感。它既屬於過去，卻又與當下的地緣政治氛圍不斷重疊，彷彿某些尚未真正發生的現實，早已在影像中被預演。這種不安，揭示了一種我們習以為常卻未必自覺的結構：某些地方仍停留在戰爭的臨界狀態，而另一些地方，則得以在安全距離之外觀看、想像，甚至消費戰爭的影像。透過這件作品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對戰爭、國族與自身政治位置的理解，真的發生改變了嗎？還是我們只是學會了以更熟悉的方式，接受危機成為日常背景？

1990 年代後，羅馬尼亞在柏林圍牆倒塌後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但現代化所承諾的進步與繁榮卻未曾真正降臨。於是，「離開」逐漸成為一種集體想像。人們嚮往西歐的富裕生活，那不只是地理上的目的地，更是一種對美好生活的期待與投射。

藝術家 Sebastian Moldovan 的作品《巴黎計劃》回應了這種既無奈又荒謬的現實。作品以道路標誌為形式，其上劃有一條紅色斜線，那是歐盟交通系統中代表「離開城市」的符號。藝術家將「巴黎」的路標帶入當時仍顯破敗的布加勒斯特，一個曾經屬於這座城市的榮景想像。於是，「巴黎」不再只是遠方，而是一種被投射、被攜帶，甚至被如同幽靈飄蕩在現實中的想像。這種「心中有巴黎，處處是巴黎」的行動，既帶有反抗意味，也帶著近乎悲傷的執念。對曾被稱為「東歐小巴黎」的布加勒斯特而言，作品所映照的，不只是對西歐未來的嚮往，更是一座城市在歷史轉折中由繁榮之景滑入破敗現實的失落與鄉愁。

長期陷於內戰與圍城之中的敘利亞，也留下深刻的歷史創傷。作為戰火倖存者，敘利亞藝術家Ayham Jabr帶來了《Damasutopia Series》，結合了「Damascus」與「Utopia」兩字，描繪一座未來科幻版本的大馬士革。這座城市並不明亮，反而瀰漫著壓迫與極權氛圍。畫面中如「行人任意穿越會被處決」、「無知即力量——知足即幸福」等標語，更透露出戰爭期間居民所承受的恐懼與壓抑。這些作品不只是描繪未來，更像是對創傷記憶的召喚，是一座城市在廢墟、權力與想像之間留下的視覺遺跡。如今，大馬士革終於迎來久違的和平，但那並不意味創傷已然退場；城市始終在毀壞、修補與再生之間反覆循環。

COVID-19 疫情期間，即便是像首爾這樣龐大、現代化且高度資本主義集中的城市，也仍然面臨封城與居家隔離的情境。韓國藝術家金雅瑛的影像作品《外送舞者星球》，便延續了疫情隔離期間對城市狀態的反思。她注意到，在幾乎停滯的城市之中，仍有一群人能夠持續自由穿梭，那就是送貨員。

延續她一貫以科幻敘事為核心的創作方式，作品中想像了一座未來的首爾：在這座城市裡，存在著某種更高層級的主宰力量，或許可以被理解為一套龐大的演算法系統，而送貨員則被她命名為「Dancer」。在她的想像中，Dancer 彷彿完全受制於 App 與演算法的調度，不斷以最短路徑在城市中高速移動。透過這樣的設定，作品展開了一座被演算法深度支配的虛構首爾，人的行動在此被速度、效率與最佳化原則持續編排，也映照出當代社會對於速度崇拜與最佳化邏輯的深層迷思。

回過頭來看，這些作品真正揭示的，或許不是未來將會如何到來，而是我們早已活在各種被預演的未來之中。戰爭、現代化、創傷與演算法治理，不再只是尚未發生的可能，而是早已塑造了我們對城市、危機與自身位置的想像。

被外包的代價，與被迫移動的人

如果說未來早已被預演，那麼問題就不再只是「未來如何被想像」，而是：這些被預演的未來，其代價究竟被轉移到了哪裡？現代城市之所以得以維持其光亮與效率，往往仰賴了另一端看不見的勞動、污染與流離。那些被我們淘汰的物品、被我們忽略的遷徙經驗，正構成城市文明裡的隱性基礎。

那些被淘汰的手機與舊車，最後去了哪裡？

我們在全球城市中不斷更新手機、電腦等數位產品，而大量被淘汰的電子廢棄物，最終被送往西非城市處理。在極不安全的環境中拆解這些廢棄物，不僅污染土壤，也危及當地居民健康；但弔詭的是，它同時又是許多人賴以維生的生存資源。

臺灣藝術家致穎、德國格雷戈爾．卡斯帕、多哥Elom 20ce藝術家跨國合作《貨幣》計畫©忠泰美術館 (1)

臺灣藝術家致穎與 Gregor Kasper、Elom 20ce 合作的《貨幣—阿格博格布洛謝—戒指》系列計畫，將鏡頭帶往迦納阿克拉的阿格博格布洛謝——世界最大的都市採礦場之一，記錄現代城市如何將消費之後的代價外包至世界的另一端。展場中也可見由回收金屬製成的物件，它們來自工人自廢棄電器中提取出的材料，除了重新販售，也被製作成自身佩戴的手工飾品，並承載宗教與護身的象徵意義。這也翻轉了「回收」的概念：它不只是資本邏輯下的再利用，更是物件以另一種形式進入在地文化的過程。

展場一處幽暗的角落，放置著五台疊起來的錄像裝置，那是藝術家 Abdul Halik Azeez的《異鄉異客》。作品結合家族訪談、生活紀錄與親友物件，並追溯斯里蘭卡自197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以及 1980 年代以來兩次內戰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這些背景之中，也交織著流向中東的勞力遷徙與宗教狂熱的興起。作為斯里蘭卡的穆斯林，亦即當地少數族群的一員，Azeez的作品經常從邊緣位置出發，重新思考歷史如何被書寫與遺忘。

從當地，或更廣泛的南亞穆斯林視角來看，前往海灣國家工作，往往被視為一種經濟上合理的選擇；那裡不僅意味著更多謀生機會，也象徵著一種高度資本化的現代城市想像。也因此，作品所觸及的「移居另一個國家」與「出國工作」之間的差異，並不只是移動形式的不同，而更牽涉到現代性、信仰、勞動與身分認同之間複雜的拉扯。透過個人與家庭經驗，作品進一步挑戰了關於穆斯林身分認同過於單一的敘事。

菲律賓藝術家阿奎禮贊夫婦，全新現地創作的大型裝置《居所：（在某處）另一個國家計畫》 ©忠泰美術館

現居澳洲的菲律賓藝術家阿奎禮贊夫婦（Isabel and Alfredo Aquilizan）與 The Fruitjuice Factori Studio Collective 帶來的全新現地大型裝置《居所：（在某處）另一個國家計畫》。這件作品讓「移動」不只作為被迫離開的經驗，也成為重新搭建居所的過程。他們的創作並不僅以「家庭」為單位展開，更常透過集體參與的方式，使作品逐漸生成出不同經驗與記憶交織而成的在地特質。本次，他們邀請臺北居民共同參與，從各自對城市的觀察與想像出發，一同構築這件作品。

菲律賓藝術家阿奎禮贊夫婦全新現地創作《居所：（在某處）另一個國家計畫》，攜手臺灣學生與營建工作者進行工作坊共創©忠泰美術館

他們總會根據不同城市的文化脈絡與生活景觀，調整作品的內容與形式，因此這次的作品也融合了他們對臺灣的觀察。若仔細觀看，會發現作品裡出現了許多「水塔」。藝術家提到，他們搭飛機俯瞰臺灣時，注意到地景中有許多閃閃發亮的物件，後來才知道那是不鏽鋼水塔。這些水塔不僅成為臺灣地景中鮮明的視覺特徵，也回應了島嶼環境與生活方式形塑出的特殊城市景觀。然而，整件作品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紙箱」。

這些看似日常而樸素的媒材，卻成為城市輪廓與生活想像被慢慢搭建的基礎。他們之所以選擇「使用過的紙箱」作為媒材，不只是因為它容易取得，更因為它本身承載了旅行、歷史、無常與記憶的象徵意義。尤其對菲律賓人而言，紙箱帶有濃厚的情感重量：它既是維繫家庭聯繫的寄送容器，也是街頭臨時棲身與搭建生活空間的材料。

這幾件作品將視角帶入那些被外包出去的物質代價，更包括在全球流動之中被迫移動、重新安置，甚至反覆協商自身位置的人。當現代城市得以維持其光亮、效率與未來想像時，也往往意味著另一些地方正在承接污染、勞動與離散，而另一些生命，則必須在不穩定之中重新搭建自己的居所。

消逝中的地景，與被迫重寫的記憶

如果說先前的作品揭示了進步如何在全球尺度中分配未來與代價，那麼在這裡，問題則轉向另一個更貼近身體與地方經驗的層面：那些正在消失的景觀、產業與日常，究竟要如何被記住？

隨著近年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影響日益加劇，菲律賓藝術家 Mark Salvatus 展出的《水痕》，便從他所身處的島嶼現實出發。由於菲律賓本就颱風頻繁，加上都會區基礎建設不足，長期面臨嚴重淹水問題；同時在全球暖化持續作用之下，這樣的處境更形加劇，也使藝術家不得不重新面對自身所居住的國家與城市現實。

《水痕》由藝術家在馬尼拉跳蚤市場蒐集而來的明信片所構成。 | 馬克．薩瓦圖斯©忠泰美術館

《水痕》由藝術家在馬尼拉跳蚤市場蒐集而來的明信片所構成。這些影像多為島嶼國家或臨水城市的舊時風景，帶有某種歷史記憶與觀光敘事的痕跡。藝術家透過細膩地抹除畫面中的地標與景點，使其彷彿被水淹沒、逐漸模糊。於是，明信片在此不再只是記錄過去的媒介，而成為一種被提前改寫的記憶。那些原本被保存與展示的風景，在氣候快速變遷的條件下，轉而指向一種尚未發生卻已可預見的消逝。

城市總在不斷循環與再生之中，老舊的城市也持續面臨都市更新。當過去熟悉的景象、產業與記憶被迫改寫，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些變動，同時保存那些曾經重要的生活痕跡？臺灣藝術家林書楷與紐約 FuturePerfect Studio 創辦人韋恩．艾希莉共同創作的參與式混合實境藝術作品《幻影之城》，正是從這樣的提問出發。此計畫源於林書楷在臺南經歷的都市拆遷，他的家遭到強制拆除，而「斷裂」也因此成為這項長期藝術計畫的起點：城市如何被拆解、重新組織，又如何被記憶？在持續的都市轉型與更新之中，個人與集體的記憶又該如何延續？

然而，真正消失的，從來就不會只是某一處的風景、建築，或某一種產業，而是一整套曾經被如此生活和感知的世界。當地景與日常不斷被改寫，記憶也不再只是對過去的保存，而是成為在變動之中被迫重新書寫的過程。

城市深處的感知結構

城市的改造並不只停留在可見的建築與制度層面，它也滲入那些更不易察覺的感知結構之中。它改變了我們的居所，也重塑我們對自然、危機與日常的裡解方式。

這樣的改造，也體現在那些看似仍屬於自然、實則早已被納入治理系統的事物之中。那些被管理、改動與拆解的，除了眼前可見的高樓大廈，也包括腳下持續流動的河流。當水體被納入城市治理與基礎建設的系統之中，它便不再只是自然流動的水；原本由支流匯聚成主流的自然秩序，也被反向拆解為另一種人造的「開枝散葉」。擅長透過視覺表現揭示聲音深度與細緻的藝術家蔡坤霖，在新作品《誰為始何為終》中，試圖重新定義我們對聲音的認知與想像，並進一步探問現代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複雜而曖昧的關係。這種看似失去方向性的結構，並不只是單純的形式操作，而更像是對城市時間的一種提問：當自然不斷被轉譯、收編為城市的一部分時，究竟是城市改變了河流，還是河流正以另一種方式滲入城市？

在蔡坤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重新意識到城市如何編排自然與感知，那麼黃海欣的繪畫，則進一步讓我們看見另一種當代社會所賦予人們的感知結構：在過量刺激與持續危機之中，人如何一邊失去感受，一邊學會若無其事地活著。

在大時代、政治社會與家庭關係快速變遷的世界裡，過量的刺激不斷湧入，使感官逐漸飽和。彷彿一切都在過度清楚、過度透明的狀態中持續推進，小至個人的微小舉動，也似乎再難真正改變什麼，一切早已被預設、被決定。面對這樣一種無可奈何的處境，人究竟是以什麼姿態在面對它？

如今，人們似乎知道得越來越多，感受卻越來越少。當日常本身變得透明、可預期，甚至連災難都彷彿成為一種可被預演的背景，人們也開始在嬉笑與消遣之中，摸索如何承受苦難。從黃海欣的《甜蜜家庭 #2》中，可以看見她試圖描繪某種屬於安逸世代的生命之輕；同時，也呈現生命中那些既美麗又怪異的片刻，將人的幽默性與悲劇性、生命的宏偉與人類的脆弱並置在同一畫面之中，折射出當代都市生活裡某種難以言說的焦慮與荒謬。

我們常以為繪畫是虛構的，但事實上，那些看似誇張的畫面，很可能早已在現實生活中，以另一種形式被我們親眼目睹。本次展覽中，黃海欣也首度於全球公開展出創作於 2019 年的長卷作品。這件作品源自她對香港社會劇烈變化的觀察：畫面中既可見市民的政治抗爭與社會運動，也同時可見觀光客依舊購物、店家照常營業。正是在這樣彼此並置的場景中，現實本身顯露出某種近乎荒謬的結構。

也許在一個無法退出的進步機制裡，我們從沒有被帶往未來，也沒有停在原地；我們只是被分配到不同的位置，去承受不同版本的現在。

回到我們所在的地方

在本次展覽中，忠泰美術館團隊也針對其所在的「東區」展開「臺北東區故事」研究。以今日建國高架橋以東、延伸至信義計畫區的範圍來看，東區曾象徵臺北人對「美好生活」與「現代文化」的想像。然而，這片高度都市化的區域，它曾是臺灣經濟起飛時期的重要商業與消費中心，如今卻也逐漸成為「東區沒落」討論中的主角。此計畫試圖從在地視角重新提問城市文明的發展，並梳理周邊社區與鄰里的歷史脈絡。這也延續了美術館自 2016 年開館以來，持續回應「城市」與「未來」議題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