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訊｜百年後，做夢仍是必要｜《超現實主義：對話中的世界》｜臺北市立美術館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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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超現實主義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廢墟之上。當戰爭撕裂了「理性必然通往進步」的現代神話後，超現實主義者們紛紛開始拒絕再將理性視為唯一通往真理的道路。百年後的2026年，世界的危機並未消失，我們依舊被捲入新的地緣政治、資訊戰以及感知的操控中。超現實主義當年反抗的理性神話，如今以更加複雜、更技術化的形式延續至今。

臺北市立美術館剛開展的《超現實主義：對話中的世界》，再度攜手德國圖賓根文化交流協會（Institut für Kulturaustausch, Tübingen, Germany），由策展人Maximilian Letze策劃，匯聚了近 60 位國際重要藝術家與影像創作者，逾 120 件代表性作品。從超現實主義先鋒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勒內．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曼．雷（Man Ray），到當代攝影大師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乃至導演大衛．林區（David Lynch），展覽橫跨繪畫、雕塑、攝影與電影等多元媒材，完整呈現該運動對於「現實」的再想像。

辛蒂．雪曼，《無題＃302》，1994，彩色攝影，172.1 × 114.3 公分。© Cindy Sherman,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Hauser & Wirth.

展覽的四個子題從「集體夢境」到「幻化無際」，再到「慾望之體」與「荒誕玩趣」，它不是一場關於夢的招魂儀式，而是對現實提出質疑和抵抗。

雷內·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如夢似幻的現實陌異化場景，伊夫·唐吉（Yves Tanguy）無邊無際、荒蕪且光線奇特的內在風景，夢作為通往潛意識與重組現實的重要場域。如果將超現實的夢作為手段，那麼百年前的夢是對「內在裂縫」的探索，今日的夢則更像是「外部技術」生成的現實延伸。蘿倫·莫法特（Lauren Moffatt）透過遊戲引擎與擴增實境技術生成沉浸式的夢境。雅各布．吉爾多（Jacob Gildor）以直觀的方式運用「蛻變」，將潛意識呈現可多重解讀的歧義。以經典自拍像聞名的藝術家克勞德·卡恩（Claude Cahun）探討雌雄同體以及性別流動之間的變化，為後續創作者如同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歐蘭（ORLAN）等後世藝術家開闢了一條新的路徑。

勞倫．莫法特，《內域二元》，2022，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Lauren Moffatt.

超現實主義開啟的，不只是形式上的變形，更是一場主體、身份與身體的革命。

在「慾望之體」與「荒誕玩趣」子題中，達達主義與超現實主義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曼雷（Man Ray），其著名《安格爾的小提琴》將女性背部化為帶有小提琴f孔圖樣的攝影作品，是最廣為人知的經典。此對既有認知符號的擾動，到了當代則被進一步轉化，藝術家梅雷特．奧本海姆（Meret Oppenheim）與莎拉．盧卡斯（Sarah Lucas）等挪用超現實圖像語彙，將傳統上被動的女性「客體」轉化為強大且主動的「主體」。《女孩》作品中運用多種日常材料拼裝雕塑，刻意拉長四肢與使其頭部缺席，讓「慾望之體」反倒成為拒絕供人投射慾望的載體。

克勞德．卡恩，《自拍像（鏡像，格紋外套）》，1928，授權藝術微噴，21.5 × 16.5 公分。© Courtesy of the Jersey Heritage Collections.

電影之所以對超現實主義具有的重大意義，不僅因其前衛的視覺造型，更在於它透過剪接、疊印、拼貼與實驗性敘事，持續顛覆線性現實。三部在今日仍被視為最具代表性的超現實主義電影片段：潔嫚．杜拉克（Germaine Dulac）的《貝殼與牧師》、路易斯．布紐爾（Luis Buñuel）與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合作的《安達魯之犬》，以及布紐爾的《黃金時代》。大衛．林區（David Lynch）與葛雷摩．戴．托羅（Guillermo del Toro）等進一步將超現實意象與肉體恐怖、奇幻詭譎的元素相結合，讓潛意識優先於線性邏輯的觀看方式持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