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藝術觀察筆記 | 綠葉劇團 | 叩問傳統·思考當代 | 身體訓練研究計劃 (四) | 狂言的信仰與美:亂世中的戲謔與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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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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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5月7日

朱光潛曾引英國哲學家倍恩(Alexander Bain)的話「笑是嚴肅的反動」來捕捉喜劇和幽默的本質。在《文藝心理學》中,他就提到一齣上等的喜劇的幽默玩味必然離不開諷刺現實的成分。而喜劇之所以「喜」,是基於它以戲謔的態度把現實世界不合理地約束著我們的框框條條以荒誕詼諧的方式呈現出來,讓觀眾透過觀看喜劇大笑,宣示、釋放對社會框條不合理處的不滿。
狂言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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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問傳統,思考當代」計畫進入第四單元,綠葉劇團邀請了日本國寶級狂言大師善竹十郎赴港教授狂言。貴為日本的傳統國藝,狂言與能劇是傳統戲劇中一體兩面的存在。兩者從中世至今已有近千年歷史,自然不免為傳承和式美學的一環。侘寂、內斂、圓潤、和諧,我們當代人對日本精神和文化的影響基本都能從狂言中窺見到。但除了它是UNESCO鑑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外,狂言在當代還有觀看價值嗎?若說狂言的本質是以玩笑的,又與如今網絡上充斥著的無厘頭迷因有甚麼區別呢?狂言,又是怎樣承載了和文化的信仰呢?

| 淵源久遠的「鬧劇」
在古時,狂言和能劇還是叫「猿樂」時,狂言基本上只是融合了盛唐時期從中國傳過去日本的散樂(雜耍、歌舞表演等)和田樂的娛樂表演,結合一些荒誕的社會現象,以滑稽的手法博民眾一笑,有點像古代版的相聲。後來經觀阿彌和世阿彌父子的改編成功把猿樂引入宮廷和將軍階層,搖身一變成為了高雅的宮廷藝術。然而,狂言還是因為其詼諧的調性被當時的上流階層視為不高雅的,只能作為調節觀眾情緒的休閒節目間插在能劇中。和能劇中多以嚴肅、悲傷、憤怒等情緒推動情節的故事不同,狂言的情節基本是詼諧、歡樂的,而完場也是以歡聲笑語追趕的形式完結。然而狂言的笑點並不是低俗的,正如英式幽默不會用屎尿屁和性器官來惹聽眾發笑,狂言也是著重於透過誇張得滑稽的手法諷刺社會現況,從來不會點名道姓,而是用心領神會的方式讓聽眾會心一笑,也讓被諷者無地自容。換句話說,狂言的本質就是譏諷現實的,而它的形式則是玩笑、詼諧的。
那麼,我們為甚麼要用玩味的態度去看待社會的異象?
很簡單,因為當人面對無法抗逆的大勢和命運,唯一能做的便是一笑置之。

我記得在訪問善竹老師時,他便談到狂言予觀眾最寶貴的禮物是歡笑的能力。在老師看來,如果人們失去了歡笑的能力,面對很多無法逾越的鴻溝時,便失去了心的彈性,那麼心就不再是心,生命也失去了應有的色彩了。其實無論是社會關係還是大自然,許多時候往往無法單靠個人的力量去扭轉局勢。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或許會感到沮喪不忿,或許會對某些念頭執迷不悟,而忘記了自己其實可以鬆一口氣,哈哈一笑,以歡笑化解沉重的現實,再溫柔地融入其中。
於是狂言的存在,成為了對種種生活不順的最大反抗。
| 和諧共處的狂言世界
而對善竹老師而言,除了歡笑的能力外同樣重要的還有和諧共處的精神。
如今的社會推崇進展式思維(progressive thinking),相信人定勝天,科技和個人毅力能改變大局。這讓我想起了碩士時讀過的一個理論——倦怠社會(Burnout Society)。這是韓炳哲在2015年提出的觀點,主要講述了一種在高度資本化和自由化的經濟政策裡所孕育出「勞者多得」的惡性社會現象。由於經濟和社會是高度自由的,人們的成就和收入便完全取決於個人的努力。抱著「敢搏就會贏」的心態,人會自然而然地鞭策自己去與他人競爭,適者生存,不斷蠶食(consume)他者去壯大自己的資本(capital)。在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下,人和人之間,以及人和大自然之間的關係只會愈來愈疏離、膚淺,這在善竹老師看來是失去了靈魂的表現。換言之,就是在高度全球化的商業社會裡,人無可奈何地更自我中心了,愈來愈以自己是否舒服為主,是否剝削他人或環境則為次。這樣的想法長遠來說只會讓人愈來愈孤獨、自大、偏激,終成了《美國精神病人》中的Christian Bale,說不定哪天發了瘋便把身邊人都砍死了。
相反,狂言的許多故事都提倡為他人著想的精神,在日文中則稱為利他主義。例如<靭猿>中,便講述了一個酷愛收集動物皮毛的大名如何被訓猴人和猴子的情懷感動而放生了一人一猴。故事中的大名想用猴子皮來做靭(箭筒),於是命令訓猴人把跟隨自己多年的猴子殺了。訓猴人為了不牽連家人,只好動刀手刃愛猴。然而在動手時,猴子卻誤以為那是平常的訓練而作出訓練的姿態。此情此景讓訓猴人和大名也大受感動,而大名在得知人猴的深厚情誼後也決定放過他們。從上述的敘事可見,大名和訓猴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善人,前者固然掌握訓猴人和猴子的生死大權,也大可以不必同情庶民身分的訓猴人和他的那隻禽獸。這位大名卻選擇了捨棄執行自己的權利,代入他人的處境去設想。雖然演出的調性是滑稽的,但細心觀察的話就不難察覺到狂言對人倫之間互相尊重的讚賞和著墨。

| 認真與好美的日本國民
而狂言中的利他主義其實也直接反映了和文化中對他者的重視。相信不少讀者對日本人的第一印象都是有禮貌的民族,這是由於日本文化中對他者和其他物種的重視。有趣的是,當不少人都以為過分禮貌是一種形式化要面子的行為,善竹老師卻指出日本人之所以對他人謙卑客氣的原因是出於感謝精神和刻進民族裡的信仰力。我們常在日劇中看到「一期一會」和「一生懸命」這兩個概念,也是出於這兩種民族性。正因為他們的文化中強調生命的無常,所有人事物都只會以有限的次數出現在生命裡,人才更有必要去意識到「當下」的重要性,珍惜每次相遇和機會,全力以赴去做到當下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狀態。
值得探討的是,戴季倫在他的《日本論》中把這樣的民族性歸咎於流傳至今的神道精神所建立出的信仰力。而這種強大的信仰力往往呈現出的狀態是純潔的、積極的、不打算的。比方說,日本人在做事情時往往會予人一種把自己的身體無條件奉獻給該技藝的決心,有一種破釜沈舟的決然。對於宇宙和人生,這個民族也有一種「永恆」和「一切」的觀念。他們能夠把自我擴大,造成一種「大我的生活」。同時,他們「物質的無常觀」是立在一個很積極的「精神的常住觀」之上。但或許是出於時代背景和文化差異,戴並沒有把和文化的美學精神也納入考量。而這正好反映在日本人的「一期一會」並不止存在與人與人之間,還表現於人與物及大自然之間的相處。當時我就有問及善竹老師關於信仰和美的關係,他說日本人的確是很迷信的民族,但這種迷信並不是建立在貶義的意思之上,而是一種對對世間萬物都很尊敬的生活態度。例如狂言的演員在演出前後會對面具請安,日本人在吃飯前後都會說句「いただきます」和「ごちそうさま」,這種「相信物體裡住了神明,能相遇是緣分,因此必須感謝和恭敬」的想法讓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格外珍惜生活中很細微的事情,就算那看在旁人眼中是無病呻吟。

當然,這種對細枝末節的著重的精神力亦提煉出高雅的美學概念。在和式美學觀中,侘寂是至今為止仍無法被好好用文字解釋,卻是在日本無人不曉的審美觀。在李歐納. 科仁(Leonard Koren)的《Wabi-Sabi for Artists, Designers, Poets & Philosophers》中就寫到這種精神經過近千年來的薰陶,已經完全融入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裡,而若要濃縮剩其精華,就是一種「重視事物的內涵,忽視物質的階級地位」的哲學觀。侘寂的觀念中萬物若不是正從「無」中醞生,就是正走向「無」,而流逝是自然的過程,是無可避免的情況,我們只能學會接納,欣賞,從最不顯眼的細節中發掘出獨一無二的「偉大」。在能與狂言中,這種觀念則反映在戲劇的極簡主義(minimalism)。首先,這兩種傳統戲劇的舞台並非如當代的戲劇充斥著華麗的服裝和舞台裝置,一切從簡,觀眾必須從演員的動作和詠唱中腦補細節。比方說<井筒>中那位在月光下慢慢消失的少女幽魂,在實際的舞台上並不會用煙霧營造演員消失的效果,而是觀眾必須去透過演員的一揮一振來想像這位少女是怎麼慢慢消失的。這種去除舞台上一切不必要的事物,強調想像力與精神的表現,正是侘寂的呈現方式之一。
而相對能劇的極簡表現,狂言就相對地浮誇滑稽,以達至藝術性上的平衡。就像陰陽才能畫成一個圓,能劇的幽悠沒了狂言的荒誕做對比也失去了光輝,甚至淪得沉悶;而狂言也需要能劇對生命獨特的穿透力來激發觀眾對人生的思考,乃至一個以玩笑看待社會的瀟灑態度。若再進一步看,狂言的詼諧本質上與佛教及侘寂觀念中的「順其自然」相互呼應,狂言的嬉笑怒罵甚至是建立於一個更積極的形式去釋懷過去。從這個角度看,狂言的詼諧似乎從精神層面到社會層面乃至藝術層面也立住了腳,也難怪善竹老師活到八十歲高齡還稱自己依舊在學習狂言的精神——一種以詼諧玩笑去直視人生的高雅。
撰文 | 鄧皓天
圖片 | 綠葉劇團提供
Photo Credit | Ho Tung 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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