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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評 | 涉過萬水千山,只為尋找關於自己的線索 | 《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術館》| 非常林奕華

看《梁祝》像和認識多年的老朋友敘舊,你們一年只見一次,卻每次都會聊到通宵達旦,這朋友有點跳脫,有著和這世界不同的氣質,跟你說話的時候他會看著你的雙眼,全神貫注,似乎在通過你的瞳孔,凝視著你的命運。

看《梁祝》像和認識多年的老朋友敘舊,你們一年只見一次,卻每次都會聊到通宵達旦,這朋友有點跳脫,有著和這世界不同的氣質,跟你說話的時候他會看著你的雙眼,全神貫注,似乎在通過你的瞳孔,凝視著你的命運。

 

林奕華的劇沒有明確的敘事結構,但也不像超前衛劇團的實驗手法一般,荒誕到讓你要如脫韁野馬般解讀。他以「梁山伯」和「祝英台」這一組民間傳說角色作為核心,以十八相送(梁山伯送祝英台回家的十八里路)作為推進結構,建立出一段非線性的「公路片」結構,幾個演員有如《Inside out》的擬人化情緒,時而向世界發出詰問、時而展現倔強,時而跟大部分人一樣,面對著懦弱、迷茫、喪志的時刻。

 

從狹義到廣義,「梁」與「祝」指向了無疾而終的感情、人生的遺憾、一個或複數或不存在的知音、尋覓自我的艱辛過程。

從狹義到廣義,「梁」與「祝」指向了無疾而終的感情、人生的遺憾、一個或複數或不存在的知音、尋覓自我的艱辛過程。觀眾看著這些他們的對話,會有種虛無又具體的熟悉感,像是做了一場夢,但睜開眼卻描述不出那是怎樣的夢——林奕華呈現的正正是一種揉合了失真、熟悉感、閾限空間的「夢核」美學風格。

 

新劇目改動了過去的命名習慣,挪走了「梁山伯」——說是挪走,也許更恰當的說法是從第三人稱換成了第一人稱——《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術館》。按林奕華的說法,這個「我」以一種留白的形式增添了供想像的負空間,讓觀眾可以細思誰是「我」,我是否便是梁山伯,而如果我是梁山伯,那麼誰又是祝英台呢?

 

劇中的梁山伯屢次問祝英台,為什麼要帶他去美術館,又,到底要怎麼看懂美術館,祝英台沒給出明確的答案,只是留下發人深省的一句,看著這些展品,其實在看的是自己。林奕華花了十年開墾「梁祝」的意象,既是對他自己的禮物,也是他想要傳達給觀眾的禮物。

劇中的梁山伯屢次問祝英台,為什麼要帶他去美術館,又,到底要怎麼看懂美術館,祝英台沒給出明確的答案,只是留下發人深省的一句,看著這些展品,其實在看的是自己。林奕華花了十年開墾「梁祝」的意象,既是對他自己的禮物,也是他想要傳達給觀眾的禮物。

 

我喜歡「美術館」這個喻體,美術館是一個巨大的寶庫,既向每一個人張開手,但同時也是十分私密的空間——很少人能把整個羅浮宮的藝術品都看懂了,但我們卻會為某一件雕塑駐足,或者共情了某個時代的某一幅印象派,那一幅畫——偏偏就是偌大空間裡的這一幅,視線和我對上了,於是此前每一張我沒看懂的畫,此刻都起碼具備了某種時序性的意義——把我帶到了這一幅畫跟前。在美術館,所有文本都以一種滯留的時空型態等待著被解讀,等待著替觀眾釋放內心想要說的話,直到那刻終於來臨,『我』此刻具現了,被釋放了,被正視了,被聽到了,我們和自己相遇了。

 

「第一人稱」是一種美麗的殘缺,我們被造物者放進了這樣的一個軀殼:能看到各種事物,除了自己的臉龐和背後,我們和佛一樣「本無相」,正因如此,我們終其一生都在搞清楚自己是誰,我們想要「想起來一切」,所以我們需要美術館,我們需要和人對話,我們需要經歷戀愛、背叛、遺憾,我們涉過萬水千山,只為尋找關於自己的線索,待那時,抬頭一看,便會看到祝英台,祝英台就是梁山伯的一個模樣。也許正因如此,《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術館》中的「有一天」,不是曾有一天,也不是將有一天,它所歸屬的時序句式,只有到「有一天」才知道。


文 | 潘希橋

圖 | 非常林奕華提供

 

觀賞日期 | 2025年11月1日7:30PM

觀賞地點 | 香港葵青劇院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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