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縫隙中的「縫縫人」：蔡國傑的「空間奪權」| 蔡國傑重慶駐留展《在什麼之下，所以在什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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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這座因地形與建築密度被稱為「折疊之城」的山城，是當代城市空間權力關系的明顯體現。2025年12月19日，重慶十方藝術中心與澳門牛房倉庫藝術團體常態化雙向駐留交換計劃迎來了第五位澳門藝術家—蔡國傑，正式開啟了他在重慶黃桷坪為期九天的駐留創作之旅。
駐留創作之旅隨後於12月27日舉辦個展《在什麼之下，所以在什麼之下》，正是他敏銳捕捉物理與權力景觀後的成果集結。這裏的「之下」有著雙重含義：它既是高架橋、輕軌、巨型樓宇構成的物理遮蔽，更是龐大的城市規劃、公有制邏輯對個體生存空間的無聲覆蓋。正如展覽引言所云：「大橋之下繪滿了天空，而我們，在橋下生活。」他通過一系列「安裝」與「卸載」（Install/Uninstall）的動作，深入山城的毛細血管，探討權力如何定義空間，而個體又如何反向「奪權」。
蔡國傑（Cai Guo Jie）1979 年生於臺灣新竹，是一位活躍於澳門與臺灣兩地的跨媒介藝術家，目前擔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講師。他的創作跨越繪畫、裝置及行為藝術，近年更深入探討「權力場」與「邊界」等制度性議題。他最具代表性的長期藝術項目《半田計劃》，透過購買土地界線所有權、訂立合約等行政手段，將法律邊界轉化為可見的藝術場域，反思社會權力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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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邊界：公私屬性的疊加態
此次於重慶的駐留項目，蔡國傑在城市觀察中對重慶「白象居」式的空間狀態展現出濃厚的興趣。在那裡的日常景觀裡，陽臺下方是公共走道，而走道又因商店入駐再次私人化。這樣的現象展現出兩個「之下」：第一個「之下」是現實的、被動的處境，是個體面對城市規劃和公有制邏輯時的「不得不」；而第二個「之下」，則是生命意志的觸角。這種「公有私化」與「私有公化」的動態切換，正是他長期關注的核心—界限的流動性。
在這層「公—私—公—私」的反覆橫跳中，原本清晰的法律界限失效了。這種屬性的切換，與蔡國傑代表性的長期藝術項目《半田計劃》所關注的「生命政治」一致：人們並非在公然反抗制度，而是在利用制度的模糊地帶，通過對空間的微小佔有，重奪生活的主動權。這種邏輯與藝術家在蒙古觀察到的「份額制」共產形成了跨地域的互文—即個體如何通過移動與佔有，在龐大的體制中確立自身的座標。
例如，在作品《公私串串》中，蔡國傑捕捉了一種極具重慶特性的空間邏輯。以白象居為例，舞者的身體介入揭示了空間屬性的多重翻轉：原本應是私密的住宅走廊，因建築結構而成為「內部公有」。在他為展覽空間創作的手稿中，空間的屬性發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疊加」：它是生活的，也是藝術的；是私密的，也是完全暴露的。這種「疊加」不僅是對重慶居民「奪用空間」智慧的致敬，更是一種實驗，是他們在制度壓迫下，為了實用與生存而自發生成的「氣泡」—即空間屬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取決於身體的介入和生存的需要。
「藝術方法攪動社會，其實是一個托辭。我更傾向於一種『反向介入』，用極其日常的、甚至是被邊緣化的動作，去揭示背後那套極其繁雜的、制度性的荒誕。」藝術不應僅是生產造型或意義，而應成為一個傳遞自覺的消息戰。
| 誤差作為空間主權
面對外界對其駐留時間較短（9天）的質疑，蔡國傑在對談中展現了清晰的自覺：他自認是「短跑人」，擅長帶著「誤解」與「想像的誤差」去碰撞城市，產生不同於在地長期考察的切入點。他拒絕藝術世界那種公式化的在地創作模式，主張透過輕盈、甚至有些「冷狀態」的接觸，在時空的巧合中解讀訊息。他認為這種「短打」能讓他避開過度線性、公式化的制度回應，轉而在瞬間的碰撞中產生交互訊息。
在2004年起在臺灣持續至今的《半田計劃》(Half-Field Plan)及「土地鑒界行動」和此次重慶的《縫地種植》中，得到了本土化演變。在臺灣，他曾在墓地之間、在那些法律定義模糊的「無主縫隙」裡種菜。通過官方地籍圖與實際空間之間的「誤差」來尋找創作空間。他將這種「誤差」定義為「無法被定義但並非錯誤」的縫隙，並在此進行介入（如種植或交易）。這種行為具有一種「溫和的冒犯性」，投入了最原始的生命力（種植）。
「我以前在臺灣做《半田計劃》或是去墓地旁邊種菜，其實就是一種『縫地種植』。那個地方是系統的死角，我在那些法律照不到的縫隙裡去投入我的生命力，去種菜，去介入。這種『帶過來』的邏輯，在重慶這種『在什麼之下』的環境裡，反而產生了一種更強的碰撞。」
當他把這一動作搬到重慶的山城縫隙（墳地之間、在停車位之間損毀界牆中的微量泥土裡種菜）中時，作品的張力被進一步放大，他並非在冒犯先人，是在討論一種「無主之地的生機」。當體制試圖通過規整的城市化進程來「消解」個體的獨特性時，藝術家的行動—無論是找攝影師跟拍的九天駐留，還是對空間佔有的隱喻—都是在試圖讓這種「自覺」的消息不被封禁、不被中斷。他實際上是在挑戰那種中心化的、絕對精確的土地主權。系統無法定義這些細微的「縫隙」，而這些被排斥在系統之外的「誤差空間」，恰恰為個體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可能性。
「誤差說不清楚，它無法被定義，但它絕對不是一個『錯誤』（Error）。正因為它是無法被定義的，所以你才可以在裡面『奪權』，你可以重新去定義它。」
|祖輩的餘溫
要理解蔡國傑在重慶十方藝術中心所呈現的「空間奪權」，必須回溯到他在訪談提到的家族記憶。對他而言，藝術的起點並非政黨色彩的選擇，而是對那條橫亙在臺海之間、模糊不清的「線」的生命體悟。他對土地的認同並非建立在強烈的國族政治之上，是更原始的血緣歸處。
在臺灣戰後的特殊歷史脈絡下，尤其是 1950 年代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與後續的都市計畫進程中，大量家族土地在宏大的國家敘事與公有制邏輯下被重新劃分。這些變遷往往交織著戰爭動員、政權更叠或國家安全等時代需求，導致私有土地產權在制度轉型中被納入國家治理的框架。
蔡國傑提到「原本那個土地是我們的，因為戰爭或是因為政權的更叠，那個土地變公產了……它本來是一個很直接的、屬於家族的土地，在公有制的邏輯下，它變成了一個被劃歸、被定義的空間。這種對土地『主權』的喪失感，是我血液裡自帶的對公私界限的敏感。」這種「祖產變公產」的集體經驗，在蔡國傑的血脈裡埋下了一顆懷疑的種子：當絕對的權力劃定了地籍線，個體該如何在「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確立存在的合法性？
至此，這種對「邊界」天然的敏感，使他在面對重慶產生了一種跨越地域的共鳴。他看穿了那些在制度縫隙中「借力使力」的智慧，那正是他祖輩在戰爭餘燼中生存下來的邏輯。
| 沒有歸屬感的「縫縫人」
在訪談中，蔡國傑坦誠地表達了自己作為臺灣人「縫縫人」的某種「身份懸浮感」：一種缺乏歸屬感的生存狀態。他的創作脈絡遊走於臺灣、澳門、重慶，乃至全球化的難民語境中，但他始終拒絕進入任何一個權力中心。「我作為一個臺灣人，其實一直有一種『沒有歸屬感』的狀態。我不是在某個地方安營紮寨，我更像是一個『走動的人』。這種走動，其實也是在全球化的過程裡，用我的生命去感知現代國家制度的邊緣。」
這種「無歸屬感」反而賦予了他一種極其敏銳的視角：他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傳遞消息的自由人」。面對國家制度的時候，他既不代表官方，也不像單純地「反抗」，他只是想在那些縫隙裡，做一個「縫縫人」（用縫縫空間生發生命關係的人）。
至此，在處理難民題材或介入社區空間時，他並不試圖扮演一個「救世主」，也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場。他利用自己的身體作為測繪工具，在走動中去觸碰全球化和現代國家制度帶來的陣痛。2021年蔡國傑以《家園》(Homeland)榮獲高雄獎「計畫型暨跨領域藝術」首獎，最初他於 2019 年在巴黎街頭與難民朋友們接觸，並邀請他們畫出記憶中家的輪廓，最後這張記憶中的地界以十歐元交易，買賣雙方進行簽署儀式。而後，這個計畫受到義大利的裏雅斯特當代藝術中心(Trieste)邀請，蔡國傑與 19 名難民朋友在線完成地界轉讓的協議。
對他而言，藝術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在「發不出聲音」的地方，通過藝術的介入，讓那些被排斥在系統之外的、微小的、像誤差一樣的生命狀態得以顯現。
「所以，權力最強大的地方往往不在中心，而是在邊緣。那零點幾公分的誤差，就是國界、就是城市邊界，也是人與人之間最敏感的觸碰點。」對他而言，介入的真正價值不在於物質利益的分配，而在於建立朋友般的連結，在微觀生命遭受宏大敘事擠壓而失語的時刻，於全球化與主權的夾縫中尋找共振的頻率。
| 結語
《在什麼之下，所以在什麼之下》並沒有給出一個關於理想社會的答案，它更多地展現了一種狀態：即我們永遠處於某種權力或結構的「之下」，但我們可以通過承認誤差、制造重疊、尋找縫隙，在這些「之下」的空間裡，種下屬於個體的種子。這是一場「跌跌撞撞出來的立場」，也是一種「自救」式的藝術介入，在當下的語境中，顯得尤為真實且有力。
撰文 | 許瀚尹
圖片 | 重慶十方藝術中心和藝術家本人提供
《在什麼之下，所以在什麼之下》蔡國傑（中國澳門）個人駐留作品展
日期 | 2025.12.27-2026.1.31 14:00-18:00 (已結束)
地點 |重慶十方藝術中心 A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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