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 有一個人的時間曾經真正經過它:《存在的手勢》|金馬賓館當代美術館館長暨策展人邵雅曼

2026 年 9 月 12 日啟幕於金馬賓館當代美術館的《存在的手勢》,是繼《Dust & Gold 塵與金》與《吟遊時空》之後,一次從「物質的時間性」到「身體的行動性」的推進。如果說,我們曾在前兩檔展覽中透過礦物顏料與石墨的層疊,去感知物質如何封存時間;那麼這場集結五位藝術家、橫跨台灣與韓國的大展,則把目光從材料本身,移向了那個使用材料的身體。
館長暨策展人邵雅曼邀請連詠心共同策劃。石晉華、李受徑、張恩滿、葉偉立、蔡佳葳,五人的媒材從鉛筆、陶瓷碎片、棉線、攝影與正在融化的冰,表面上幾乎沒有共通之處。但細看會發現,他們做的其實是同一件事的五個版本:都在書寫,只是都換掉了筆。行走、縫紉、沿著裂縫描金、對著一段文本重新拍攝,都可以是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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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親人留下的字跡之所以讓人產生感情,是因為我們知道有一個人的時間曾經真正經過它。

| 讓時間進入物質的,是身體
這三檔展覽構成了美術館對『物質性』議題的持續追問。《存在的手勢》把這條追問再往前推一步:如果物質能夠記錄時間,那麼讓時間進入物質的,究竟是什麼?
邵雅曼給出的答案是身體。「2025 年,我們關注物質如何承載時間;2026 年,則將視角延伸至身體行為如何形塑痕跡。」她指出,近年的當代藝術出現一個明顯的轉向:我們愈來愈關注作品「如何發生」,而不只是作品最後「呈現了什麼」。《存在的手勢》所做的,正是把「身體如何透過物質留下痕跡」,當成理解當代藝術中歷史、記憶與存在經驗的一種方法。
| 規則,與規則管不住的部分
巴特將「手勢」定義為行動之後的剩餘,那些無法被歸因、也無法被清算的部分,並把它連結到某種懶散與笨拙。但有意思的是,這檔展裡的五位藝術家,實踐幾乎都高度規則化:石晉華固定在四十公分的區塊內行走,每回兩小時十五分;蔡佳葳反覆抄經;張恩滿依循世代相傳的「針路」。巴特的手勢是鬆的,這裡的手勢卻近乎戒律。
面對這組矛盾,邵雅曼與連詠心並未迴避邵雅曼並未迴避,而是把它翻了過來。「我們借用巴特,並不是要把他當成一個必須完全套用的原則。」她說,巴特真正做的,是把注意力從「作品最後說了什麼」,移到「一個行動發生之後留下了什麼」,而這個剩餘不完全服從意圖,也無法被作品的結果取代。
「石晉華的行走、佳葳的抄經、恩滿的刺繡,看起來都非常有規則,但我不認為它們與巴特相反。因為有規則,我們才更清楚看見規則無法完全控制的部分:疲憊、遲疑、誤差、速度的變化、材料的抵抗,以及身體在時間中產生的細微差異。」她強調:「規則是方法,手勢顯現的是無法完全規則化的人。」書寫性在此因而脫離了形式的討論,成為一種透過身體行為留下紀錄的過程。
《存在的手勢》所談的手勢,最後並不只屬於藝術家,而屬於每天那些微小的、曾經與世界發生關係的動作。「當內容可以被生產、複製甚至模擬時,」她說,「我想藝術反而提醒我們:生命具有力量的地方,是我們如何經歷那段時間。」

| 以空間為媒
此次策展的巧思,同樣體現在與場地的深度綁定。金馬賓館於 1967 年 9 月 26 日啟用,由軍友社興建、捐贈國防部,功能單一:讓準備渡海前往金門與馬祖的役男,在上船之前有一處過夜的地方。幾十年間,無數身體在此短暫停留,隔天清晨離開。這棟建築從來不保存任何人,它只負責讓人經過。
2016 年永添藝術接手修復時訂下的原則,是還原建築的時代意義:以傳統工法恢復抿石子與磨石子的肌理,以二丁掛磁磚縫補迴廊,刻意保留水平垂直的幾何線條與列陣立柱。用館方自己的說法,是「重現軍事建築的理性與規律」。同時,原本半封閉的ㄇ字型館舍被改為開放的口字型迴廊,展覽空間雙面採光,大面落地窗邀山林為景。
一個以規律與重複為骨架的空間,遇上五位以規律與重複為方法的藝術家,這是《存在的手勢》落在一樓最準確的一次對位。但它同時帶來實際的難題:這檔展有大量對光敏感的媒材,宣紙、水彩、棉布刺繡、藝術微噴照片,而展期將近一年。光一直是這間美術館處理得最精準的東西,館內常設有詹姆斯・特瑞爾的《科林斯運河》。「光線不只是照明,更是構成空間與展覽經驗的重要元素。」邵雅曼說,隨著自然光在建築中緩緩移動,光影成為時間流動的刻度,這呼應了展覽的核心,也就是時間如何進入物質,並透過物質留下印記。
但她也直接承認了另一半:「自然光帶來的感知經驗,必須與作品保存取得平衡。」紙本、織物、攝影與天然顏料對光照與環境條件都有嚴格要求,因此從規劃之初,策展、建築與作品保存便共同協調。「光既是展覽敘事的一部分,也是必須精確掌握的條件。光讓時間變得可感,而策展則讓作品、空間與時間之間,形成恰如其分的關係。」
| 五種書寫
「書寫不只是留下痕跡,更是重新理解自身、建立主體位置的過程。」
將五位藝術家並置,從來不是偶然的選擇。他們跨了將近二十年的世代差距,問題意識也完全不同:石晉華面對疾病與身體的限制,李受徑面對陶瓷工藝「未達標準即敲碎」的行業戒律,張恩滿拆解殖民時期以他者語言寫下的文獻,葉偉立處理離散者對「地方」的追索,蔡佳葳則從佛教修持出發思考無常與歷史。
邵雅曼如此描述五人之間的連結:「當身體、身分與歷史已被既有制度定義,我們如何重新書寫自身的經驗?」這個答案其實已經越過了巴特。巴特談湯伯利的立場是反詮釋的,他要的是意義的鬆手;而邵雅曼所說的書寫,指向的是主體的重新建立,那更接近一種對既成框架的重寫。
至於名單如何形成,她回憶,蔡佳葳抄寫《心經》的行為是展覽早期的重要參照。「美術館的角色是創造作品之間的相遇,讓一件作品改變我們觀看另一件作品的方式。」

| 石晉華:把一枝筆完整耗盡於同一個平面
五人之中,石晉華是唯一一位無法親自走進展場的藝術家。他生於 1964 年的澎湖馬公,2024 年辭世,為台灣觀念與行為藝術留下極為罕見的長期性案例。他的方法源自一個具體的生理條件:十七歲確診糖尿病後,血糖值、注射劑量與飲食克數成為每日必須記錄的數據,身體被拆解為一連串可讀取的參數。「測量」因而構成他創作的核心語彙,測量血糖、測量步伐、測量一枝鉛筆的一生。
這套方法的起點是一段日常。1994 年他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就讀期間,寫日記時察覺一枝陪伴多年的筆即將用罄,遂取出一張白紙,不規則地走畫線條,直到筆的生命終止。這件後來被命名為《走筆 #1》的作品,確立了他此後的實踐:將一枝筆完整耗損於同一個平面之上,使其成為生命歷程的隱喻。

《走鉛筆的人》則是這套邏輯的極致。他將八塊木板拼成巨幅牆面,持鉛筆往返行走其間畫下線條,每次固定於四十公分的區塊,嚴格規範並紀錄每回走筆的範圍與時長;每回持續兩小時十五分,費時二十年,總共完成六十次行走,而六十亦為天干地支循環的一甲子。那個看似任意的時間長度其實有來由:他走筆時將錄音機與削鉛筆機分別固定在左右手臂,一邊行走一邊誦經,而兩小時十五分,正是九〇年代一卷錄音帶錄滿的長度。行走是他的書寫方式,身體成為工具,藝術家如同一位行者,以重複的勞動書寫生命之消耗與人生近乎徒勞之處境。
石晉華因此改寫了書寫的兩個前提。首先,書寫不再只由手完成,而由整個身體執行,移動取代了運筆。其次,作品的重量不在完成的畫面,而在被耗去的總量:牆面越走越黑,鉛筆越走越短,最終什麼都不剩,而那個什麼都不剩的狀態,正是作品的內容。

在機構層面,他的位置早已確立。他的作品為國立臺灣美術館、北美館與高美館典藏,2007 年更連獲臺北美術獎、高雄獎與李仲生基金會視覺藝術獎三項首獎。他長年在高雄生活與工作,高美館所藏的《行路一百公里》正是他以身體丈量距離的代表作,然而至今尚未有一檔完整的回顧展。此次展出由石晉華藝術工作室協力。在一檔以「被耗盡」為主題的展覽裡,那枝筆已經走完。
| 李受徑:裂縫在韓語裡就是「金」
如果石晉華處理的是耗盡,1963 年生於首爾的李受徑處理的便是其反面:如何從已被判定為失敗的碎片裡,重新長出一個形體。韓國陶瓷匠人多以仿古形制製作器物,未達標準者便親手敲碎棄置;而在她看來,那些被淘汰的其實已經相當完美。自 2001 年起的二十五年間,她持續蒐集這些碎片,在「翻譯花瓶」系列中重新拼接,裂縫處不加掩蓋,而是以 24K 金箔描摹凸顯。在韓語中,「裂縫」與「金」同為一字、同一發音,這個巧合正是作品的核心詩意。

她描金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種書寫。那些金色線條不預設形狀,而是讓雙手跟隨碎片的邊緣即興前進,近似書法所追求的靈動與隨興;一件近一百五十公分的巨型作品,即由無數彼此形狀互不相合的碎片逐一接合而成,沒有藍圖,形體是在拼接過程中一寸一寸長出來的。這樣的修補並非恢復原狀,而是在碎片之間長出一種從未存在過的關係。也正因如此,金線的來源並不是日本的金繕。她提到,系列剛起步時韓國政府對日本文化的流通仍有限制,她對金繕「完全不感興趣」,選擇金純粹是為了那個韓語雙關;後來作品屢屢被連結到金繕,她反而持開放態度,認為那是「為作品增添了另一層意義」。

當韓國戰後藝術長期由單色畫主導國際認知時,李受徑自工藝的物質性與民間圖像出發,開闢出另一條更貼近身體勞動與歷史記憶的路徑,也提前觸及了工藝與當代藝術的邊界這個近年國際策展圈的核心議題。作品曾於第 57 屆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展出,並為大英博物館典藏。此次展出由 Yeesookyung Studio 與 MASSIMODECARLO 協力。
| 張恩滿:以針路重寫檔案
1967 年生於台東、具排灣族血緣的張恩滿,是台灣當代藝術中少數以原住民族觀點展開長期研究的創作者。她的創作回應的是一段具體的歷史:許多台灣原住民族的傳說與生活知識,最早的完整記錄並非出自族人之手,而是殖民時期由外來研究者以他者的語言與分類系統寫下。這些文獻既是僅存的線索,也是一層需要被拆解的框架。

《笆札筏的大洪水》正是這組提問的具體展開。1935 年,兩位語言學家到她母親的部落、台東大武鄉的笆札筏(Pacavalj)採集傳說,回去後以日文註釋與萬國音標寫定,收錄進《原語實錄臺灣高砂族傳說集》;原屬部落口述的記憶,自此被定位於他者的語言與座標之中。2011 年,村子要製作一本關於自己的繪本,她參與其中,把這則故事再以族語重述一次。2024 年,她又把當年那套羅馬拼音一針一線繡了出來。同一則大洪水的傳說,九十年間被轉譯了三次,而每一次轉譯,都是一次重新書寫。
她以刺繡作為替代性的書寫,用針路取代筆墨。「針路」一詞借自中國古地圖上標記航線的用語,刺繡的針與航海的路徑在此疊合,也呼應她長期關注的遷徙與文化交融;而她所使用的十字繡基礎圖形,並非排灣族所獨有,在北歐與北美的原住民族群中同樣可見。

這件為展覽現地創作的作品長達十五公尺,以反向的針路完成,自高處懸垂而下、漫入展場中央,需透過地面的鏡面映射才得以重新閱讀。她特別要求正反兩面都要讓觀眾看見:正面是由無數個 X 組成、勉強可辨識的羅馬拼音;背面則是針腳走過之後留下的、均勻的水平線。觀看者因此經常無法「讀懂」,而這份閱讀的障礙並非缺陷,恰恰正是原住民族長期面對他者書寫歷史時的真實處境。2022 年,她受邀參與第十五屆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fifteen),為近年台灣藝術家最重要的國際展出之一。
| 葉偉立:沒有原始版本的地方
葉偉立的創作起點來自一種雙重的疏離:1971 年生於台北,十一歲隨家人移民美國;三十歲返台後,又發現自己與本地的藝術社群格格不入。這種「哪裡都不完全屬於」的處境,使他選擇了一條迂迴的路,不是宣稱身分,而是透過整理他人遺留的舊地與舊物,把自己編寫進一段地方的歷史裡。
於是他的作品往往始於一場搬遷。無論是台北寶藏巖,或水湳洞的前輩藝術家葉世強故居,他總是先住下來,動手清理、修繕,只有在勞動累積到某個程度之後,攝影才會出現。多年的體力勞動換取少數幾張影像,這種近乎荒謬的工作比例正是他方法的核心:影像不是紀錄,而是勞動之後的殘餘。

支撐這套方法的,是「複寫本」(palimpsest)的概念。中世紀的羊皮紙因材料昂貴而被反覆刮除、重新書寫,舊有的字跡卻總是隱約透出。他以此看待地方:一處空間由不同時代的使用、廢棄與再使用層層疊寫而成,沒有任何一層算得上「原始版本」。此次展出的「北投複寫本」藉郝譽翔的散文《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2011)與《城北舊事》(2023)為文本,以影像加以回應,場景橫跨他所居住的水湳洞與日本群馬縣。既然地方本就沒有原始版本,攝影也就不必假裝站在事物之外。

而在這套方法之外,他還做了一件更直白的事。中文的聽說讀寫裡,「寫」始終是他最弱的一環;讀郝譽翔時他邊讀邊做筆記,某次看到一個字覺得眼熟,便在筆記上寫下疑問:為什麼「找」與「我」長得這麼像?三四個月後他才想通,「我」的定義其實就是「尋找」,而這成了整個計畫的論點。書裡寫到郝譽翔高中時與同學去淡水沙崙海灘,在沙上寫下偶像的名字;葉偉立重演了這個動作,只是他寫的是「找」。字跡寫下就等著被潮水抹去,與蔡佳葳寫在冰上的字,其實是同一個動作。
| 蔡佳葳:寫在會消失的東西上
1980 年出生、往返於巴黎與台北工作的蔡佳葳,是五人中最年輕的一位。她的實踐圍繞一個看似簡單的動作:在某個表面上一字一句地抄寫下一段文字。而她所選擇的書寫表面幾乎都不適合承載文字:豆腐、鏡面、樹葉、正在融化的冰,字跡因此註定潰散、腐壞、隨材料一同消失。這並非失誤,而是作品的核心;當經文被寫在會融化的東西上,「無常」不再是需要被解釋的概念,而是觀眾親眼看著它發生。

這套實踐的源頭,是童年以佛經習字的經驗。抄經原是一種修行,重要的不是成果,而是抄寫時的專注本身;她保留了這個結構,卻鬆開了宗教的邊界。創作由此延伸出三條軸線:其一是性別,「天女」系列的經文出自《維摩詰經》,其中「何以不轉女身」的討論使其成為宗教史上最早論及性別平等意識的重要佛典;其二是歷史記憶,她曾在消融的冰上書寫威權時期政治受難者的編號,讓那些被化約為數字的個體隨冰的融解重新顯影又消散;其三是跨信仰的對話,從佛教經文到伊斯蘭的庫法體書法,她持續在不同傳統中尋找同一件事。
三條線索看似分歧,其實共用同一個底層問題:當一切都會過去,人為什麼還要書寫?她的創作近年展出於光州雙年展、吉達伊斯蘭藝術雙年展與東京森美術館等地,並為泰特現代美術館、阿布達比古根漢與 M+ 典藏。值得一提的是,她早在 2020 年便曾以宮津大輔錄像收藏展參展者的身分在此金馬賓館當代美術館展出,六年後以主要藝術家的身分回到同一座美術館。
| 亞洲本身就是國際
金馬賓館的策展規劃始終跳脫以國籍劃分藝術的框架。五位之中,只有李受徑不是台灣藝術家;而美術館近期的個展藝術家權純益同樣來自韓國。館方長期將自身定位為連結日本、韓國、香港與新加坡的東亞樞紐。在一個仍以歐美為書寫中心的當代藝術體系裡,這樣的區域性連結究竟意味著什麼?
邵雅曼的回答只有一句話。「亞洲不是通往『國際』的中繼站,亞洲本身就是國際。」
「這並非一條『先立足亞洲,再走向歐美』的路徑,」她進一步說明,「而是希望從亞洲自身的文化位置出發,建立平等而持續的國際對話。」她期待的國際交流,是讓亞洲不同城市的藝術家與機構直接展開研究與合作。
這個位置感也延伸到她所說的「亞洲偏南」:「『南』既是地理位置,也是一種觀看世界、理解歷史與文化的視角。」金馬賓館座落於高雄,這座港口城市承載著殖民、軍事、工業與人口遷徙交織的歷史,也形塑了美術館理解亞洲的方式。但她為這個詞設下界線:「它並非策展的固定框架,而是我們思考藝術的出發點。」《存在的手勢》四位台灣藝術家中,石晉華長年在高雄生活工作,張恩滿來自台東的排灣族;某種意義上,這是美術館對自身位置的一次回望。
2021 年,邵雅曼曾談過美術館的三條脈絡,第三條是「藝術如何最終被書寫在當代藝術史上,與國際藝術機構跟藝評單位結合」。五年之後,她對策展的描述是:「策展不僅是呈現思想,更是從自身所處的文化位置出發,參與研究、提出觀點,並參與其藝術史脈絡的建構。」

| 十年,與一年
作為一間私人美術館,金馬賓館的角色同樣經過界定。2016 年高雄市政府招標時,其他提案多半是青年旅館或安養機構。邵雅曼說:「公立美術館肩負典藏、研究與公共文化服務的長期責任,私人美術館則擁有較大的自主性。」她坦言:「但自主性同時意味著責任。十年前我們選擇將金馬賓館轉化為美術館,而非投入商業開發,這本身就是一項長期的文化承諾。」
而在將近一年的展期上,她給的答案比較少見:改變的不只是展覽,還有美術館自己的節奏。「過去,美術館往往在一檔展覽開幕時,便已投入下一檔的籌備。」她說,但有些作品需要時間沉澱,因此館方正逐步調整工作節奏。「一年展期的價值,不只是讓更多人有機會走進美術館,更是讓曾經來過的人,仍有理由再次回來。」觀眾人數是重要的指標,她補充,但文化影響力的深度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看見。
| 結語
「存在的手勢」在此,並不是一個完成的姿態,而是五位藝術家以身體為筆、以材料為紙,在時間中留下的痕跡。
展覽會結束,這棟建築卻會留下來。它當初被蓋起來,為的就是讓人經過,不是讓人留下。但《存在的手勢》提醒了一件事:經過,本身就會留下痕跡。那些痕跡之所以讓人動容,不是因為它們完美,而是因為我們知道,有一個人的時間曾經真正經過它。
文|許瀚尹
圖|金馬賓館當代美術館
展覽名稱|存在的手勢 The Gesture of Being
展出地點|金馬賓館當代美術館一樓
展覽期間|2026.09.12 (SAT) – 2027.08.29 (SUN)
策展人|邵雅曼、連詠心
藝術家|石晉華、李受徑、張恩滿、葉偉立、蔡佳葳
策展團隊|金馬賓館當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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