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歌劇院 (一) |《風流寡婦》| 抒展人間情趣的輕歌劇

如果說古典歌劇是意志的極致表達，那麼輕歌劇（Operetta）則是人間情趣的抒展。《風流寡婦》（The Merry Widow），正是這一傳統的代表之作，由奧地利作曲家弗朗茲·雷哈爾（Franz Lehár）於1905年創作，首演於維也納劇院，旋即轟動全歐，甚至遠播至美洲與亞洲，成為20世紀最廣泛流傳的輕歌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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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5日至16日，這部作品將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由香港歌劇院攜手湯新新導演再度上演。對於這位曾執導《杜蘭朵》、《萊茵的黃金》、《卡門》等正歌劇的華人導演而言，《風流寡婦》的回歸不僅是一次風格轉換，更是一場藝術表達的輕盈突圍。

這部自1905年首演以來風靡全球的三幕歌劇，不僅以圓舞曲旋律與輕盈喜感贏得觀眾喜愛，也因其暗藏的階級衝突、欲望張力與女性能動性而具備令人回味的深度。此次製作由德國指揮Michael Koehler攜手導演湯新新共同打造，全數啟用香港本地歌唱家演出，是一次音樂、戲劇與文化語境之間的精準碰撞。

|《風流寡婦》的世紀魅影：從維也納走來的輕歌劇傳奇

1905年12月30日，《風流寡婦》（The Merry Widow）首演於奧地利維也納劇院，旋即引發熱潮，奠定其在20世紀音樂劇場史中的地位。其作曲者弗朗茲·雷哈爾（Franz Lehár）是奧匈帝國晚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兼指揮家，本劇更被公認為他三十餘部輕歌劇中最為人稱道的傳世之作，同時也確立了「輕歌劇」（Operette）這一體裁的黃金時期。

《風流寡婦》取材自法國劇作家亨利·梅哈克（Henri Meilhac）1861年創作的喜劇《大使館隨員》（L'attaché d'ambassade），劇本由維克多·里昂與萊奧·斯坦改編而成，注入了濃厚的中歐式社會諷刺與浪漫想像。全劇講述虛構國度「旁特維德林」的駐法外交圈中，年輕富有的寡婦漢娜·格拉瓦裏（Hanna Glawari）因掌握可左右國家經濟命運的巨額財產，而成為上流社會各方勢力爭相追逐的對象。丹尼洛伯爵（Count Danilo Danilovich），這位她昔日戀人，在國家情懷與私人情感之間左右為難，展開一場欲拒還迎的「金錢政治與愛情追逐」遊戲。

儘管《風流寡婦》表面上是一部節奏輕快、對白幽默、結構對稱的輕歌劇，在旋轉的圓舞曲與看似輕鬆的喜劇結構背後，這部作品潛藏著欲望、權力、性別與民族利益的複雜張力，圓舞曲、馬祖卡與輕快二重唱構成了它迷人的音樂語言。雷哈爾精妙地將維也納晚期地華麗宮廷風格與一種「暮色中的喜悅」調性融合，使整部劇作在歡樂與諷刺之間遊移不定。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這部輕歌劇並不輕浮，其「輕」是在幽默的外殼下包裹的社會結構與人性欲望的寓言。

從文化歷史角度看，《風流寡婦》正處在一個帝國文化逐漸衰退而現代性悄然萌發的臨界點。奧匈帝國在20世紀初已顯出權力結構的裂縫，民族主義思潮興起，帝國認同逐漸被多元政治認同所取代，而《風流寡婦》在劇中設置一個虛構的「邊緣小國」正是對這種身份不確定性的隱喻式回應。漢娜作為一位「他者」女性，既擁有經濟權力，又具有身體自主權，她成為整個男性權力遊戲的焦點，也構成一個反諷式的現代女性象徵——即使在她不斷被凝視、追逐、規訓的同時，她始終保有選擇的權利。

與此同時，劇中的巴黎不再是浪漫自由的代名詞，而是一個上流社交與金錢利益交織的舞臺：這裏的外交官、貴族、舞女與寡婦，人人皆是「演員」，愛情成為策略，舞蹈成為談判，語言成為掩飾與暗示的雙重遊戲。《風流寡婦》的喜劇結構建立在這種社會扮演與身份流動之上，也正因如此，它才具有跨越時代與國界的魅力，也是這部作品百年來不斷被再詮釋、再演繹的原因之一。

今日再演《風流寡婦》，不僅是在回顧一段維也納的世紀晚歌，更是重新思考我們如何在「輕盈」中處理複雜，在「喜劇」中面對真實。在當地語系化、當代表達與文本尊重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

文｜許瀚尹

圖｜香港歌劇院

《風流寡婦》（The Merry Widow）

時間 | 2025年8月15、16日晚19：30

地點 |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風流寡婦》半舞臺式三幕輕歌劇，德文演唱及英文對白，中英文字幕

監製|莫華倫

指揮|科勒

導演|湯新新

香港歌劇院樂團

香港歌劇院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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