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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身體、抗爭與激進的關懷 |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 專訪策展人 Joleen Loh與Qinyi Lim | Fear No Power: Women Imagining Otherwise「無懼權力:女性的另類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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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以一場氣勢不凡的展覽為新的一年揭開序幕。這場名為《無懼權力:女性的另類想像》(Fear No Power: Women Imagining Otherwise)的展覽,是該館首次針對來自東南亞五個不同國家的女性藝術家進行系統性比較研究,展出作品橫跨1960年代至2010年代,包含逾45件重要藝術作品與110餘件珍貴檔案資料。展覽的五位女性藝術家分別是來自新加坡的Amanda Heng、印尼的Dolorosa Sinaga、菲律賓的Imelda Cajipe Endaya、馬來西亞的Nirmala Dutt以及泰國的Phaptawan Suwannakudt 。儘管她們的名字在各自國家舉足輕重,但在整個東南亞藝術史的敘事框架中,卻長期處於邊緣或被簡化的位置 。

 

這場策劃歷時三年的展覽,由主理策展人Joleen Loh與Qinyi Lim以細膩且嚴謹的姿態,試圖在國家級機構的框架內,為這些聲音開闢新的呼吸空間 。展覽自2026年1月9日正式開展,將持續至2026年11月15日,並對所有公眾免費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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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的多重含義

 

標題「無懼權力」(Fear No Power)取自印尼雕塑家Dolorosa Sinaga於2003年創作的一件青銅作品 。這件作品描繪一位被堵住口的女性,雙手交疊於胸前,默然而立,這種凝固的姿態既是沉默,也是一種無聲的宣誓 。

 

在傳統的政治辭令中,「權力」(Power)往往象徵著壓迫、體制或男權社會的結構性霸權,然而正如策展人Joleen Loh與Qinyi Lim在展覽訪談中所指出的,這裡的「權力」不僅指涉政治權威,更包含了個體在面對不公時迸發的「內在力量」、抗爭的韌性,以及對他人和社會的一種責任感 。

 

面對這個看似矛盾的雙重定義,Joleen Loh坦言這正是Dolorosa本人在與策展團隊討論中反覆強調的重點,即權力並不只關乎外部,它同樣關乎每個人內在的主體性(agency),而我們不應為此感到恐懼 。Qinyi Lim 則補充,這種「抵抗」與「關懷」在觀念上並不對立,而是互為前提。「除非你真正關心你想要帶來的改變,否則你不會去抵抗。這是一個貫穿整個展覽的核心信念。」

 

我們可以追根溯源,回到這五位藝術家活躍於 20 世紀 60 年代至今的東南亞 。這是一個社會轉型劇烈、政治運動頻發的時期,也是女性藝術家試圖在男性主導的藝術場域中奪回話語權的時期 。當這種討論在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這一國家級機構中呈現時,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化學反應。這些作品超越了對現狀的描述,正在主動為女性及邊緣群體構建一種更具包容性的社會藍圖。

 

當國家機構開始探索此類帶有「民事抗爭」色彩的藝術時,藝術便超越了純粹的美學,引導觀眾重新思考權力結構的本質 。展覽通過三個展區—「身體思考之處,世界開啟」(Where the Body Thinks, Worlds Open)、「拒絕與希望」(Refusal and Hope)、「另類想像」(Imagining Otherwise),完整地呈現了從個體知覺到社會行動,再到集體構建的敘事弧線。


 

|女性敘事如何成為公共力量

 

其實,在重構東南亞藝術史的過程中,最棘手的挑戰莫過於如何在突出「女性身份」的同時,不將其簡化為單一的「性別議題」。策展人在此展現了極具思辨性的倫理立場:她們並非在定義什麼是「女性藝術」,而是在觀察這些藝術家作為「異類」或「被否定者」,在男權中心主義世界中留下的生命印記 。

 

展覽開篇的第一展區,以私密而感性的基調引領觀眾入場。Phaptawan Suwannakudt的丙烯作品《My Mother Was a Nun I》(1998)記錄母親在佛教寺廟中被迫承擔廚房事務、無法參與更高層次修行的經歷;Nirmala Dutt的《Self-Portrait》(1999)則在紅色與黑色的視覺張力中,將個人的痛楚引向對社會共識的質問。

 

這幾組作品都提及了當時語境所處時代的個人與政治張力,Joleen Loh提到:「我們並不認為個人情感與政治抵抗是矛盾的,反之,這種具身的個人經驗對於這些藝術家如何建構她們的女性主義立場至關重要,我們是以一種擁抱的態度來對待它的 。」



Qinyi Lim 則從策展語言的角度擴充了此概念的豐富度,她敏銳地捕捉到了語言對藝術史的塑造作用。她在採訪中援引 Griselda Pollock 的觀點[1]

 

當「藝術」和「藝術家」在通用語境下被默認與「男性創造力」掛鉤時,為    女性、亞洲或酷兒族群打上特定標籤,本質上是在將其邊緣化 。

 

與此同時,研究團隊花了三年時間與藝術家深入對話,展覽特別設計了一個「閱讀桌」(Reading Table),並在展簽中大量引入藝術家的親聲:她們的信件、演講手稿、期刊文章。讓她們的聲音直接抵達觀眾,而非經由策展人的二次轉述。正如 Qinyi Lim 所言:「我們對這些藝術家非常尊重,她們的實踐基本跨越了 1960 年代到 2010 年代,遠在我們出生之前。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對她們的創作脈絡有極為深刻的理解。」

 

這在展覽配套出版物中同樣得到體現,畫冊特別收錄了藝術家的「再版作品」,這在傳統的展覽圖錄中並不常見[2]。正如 Joleen Loh 所說:「我們真正想要展示的是,這些藝術家不僅是創作者,也是作家、思想家與社群建設者 。」


[1] Pollock, G. (1987). Women, Art, and Ideology: Questions for Feminist Art Historians.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15(1/2), 2–9. http://www.jstor.org/stable/40004832

[2] Dutt , Nirmala , et al. Fear No Power: Women Imagining Otherwise. 1 ed.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2026. Project MUSEhttps://dx.doi.org/10.1353/book.142871.


 

拒絕的姿態:作為希望之源的社會抗爭

 

如果說身體是感知的起點,那麼「抗爭」就是她們將感知轉化為行動的武器。在第二展區「拒絕與希望」(Refusal and Hope)中,觀眾能夠強烈感受到藝術作為「民事參與」的力量 。

 

新加坡藝術家 Amanda Heng 在展覽中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切入點:對日常勞動的重新審視 。她的長期計畫《Home Service》(2003)透過為期四個月的行為藝術項目,以成立一家虛構的家政服務公司為框架,將家務勞動轉化為對話與交換的場域 。展覽呈現的是這件作品的影像紀錄,連同當年製作的廣告牌、宣傳單、名片與圍裙 。這項作品將長期被視為「隱形」的家務勞動轉化為對話與交流的空間 。在 Amanda Heng 的邏輯裡,照顧孩子、洗碗掃地不僅僅是瑣事,更是維繫社會運轉的基礎,是一種應當被看見且價值被尊重的工作 。

 

「隱形勞動」這個詞雖因 #MeToo 運動等社會變革而逐漸進入公共視野,但從家政工人權益的角度審視,東南亞地區仍存在大量未被正視的結構性缺口[1]。 Qinyi Lim 指出:「香港是少數幾個強制規定家政工人必須有休假日的地區之一(這也包括了對家政工人每週工作六天的硬性要求)[2],而在新加坡乃至東南亞,我們仍在追趕 。」她認為,這件作品的現實意義在 2026 年非但沒有減損,反而因時間的累積而更加鋒利 。

 


Joleen Loh (策展人) 則補充了一個更細微的觀察:《Home Service》同時也是一件關於「藝術勞動」的作品。影像中她們也談到了藝術勞動被社會評估與賦予價值的方式,這對於今天仍在執業的藝術家而言,依然是非常切身的議題。

此外,Imelda Cajipe Endaya 在 20 世紀 70 至 80 年代創作的抗議海報《Woman Power/Stop Nuclear Plant》,以及 Nirmala Dutt 回應廣島核爆的作品《Anti-Nuclear Piece》(1988),共同構成了一場跨越國界的對話 。她們利用海報、皮影戲(wayang kulit)等視覺語言,將核政策、環境不公等宏大議題拉回到具體的、由女性及其家庭所承擔的生存底色中 。這種將藝術家定位為「公民行動者」(civic actor)的做法,極大擴展了東南亞現代藝術的內涵 。

 

| 從「政治標籤」到「人的處境」


作為常駐馬來西亞的研究者最關注的藝術家,Nirmala Dutt(1941–2016)對於身分定義的拒絕極具代表性 。她曾直言:「我不是政治藝術家,也不是女性主義者,我是一個社會評論家 。」這種立場反映了她對標籤化的抵制,她始終堅持自己「首先是一名藝術家」。

 

在傳統的馬來西亞藝術史敘事中,她常被歸類於由男性理論家主導的「概念藝術」範疇,僅被視為概念的執行者[3];然而在本次展覽中,她獲得了新的呼吸空間,其作品的出現也是展覽中真正意義上的「重新安置」。



這種定位的差異至關重要。Qinyi Lim 揭示,Nirmala Dutt 的創作動力並非源於抽象的意識形態或女性主義理論,而是源於一種不由自主的同理心。從美國返回馬來西亞之後,面對白沙羅路(Damansara Road)的貧民窟,面對公開流傳的苦難圖像,她對婦女與兒童的苦難產生了深刻的共情。這種從「人的處境」出發的關懷,比任何政治口號都更具穿透力。展覽透過大量引用藝術家的原話,還原了她作為社會觀察者的主體性,而非將其作品縮減為某種「主義」的註腳。


關於對政治暴力作品的相呼應,展覽中亦展出了 Dolorosa Sinaga 的《Solidarity》(2000/2025)。這是一件直接回應 1998 年 5 月印尼政治暴力事件的青銅群像雕塑,描繪一群女性相互靠攏、抱團,形成近乎牆體的整體結構。群像中每位女性的服飾各異,暗示她們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與族群,卻因共同的抗爭而凝聚為一。

 

同時,這件作品是她行動主義立場的延伸—她認為作品所承載的議題不應被任何人獨占,應持續在不同場合激發討論。这兩件作品共同呈現了她如何將集體的創傷與苦難,轉化為無聲卻有力的團結姿態 。(待續,三之二)


[1] Pei, X., Chib, A., & Ling, R. (2021). Covert resistance beyond #Metoo: mobile practices of marginalized migrant women to negotiate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5(11), 1559-1576.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21.1874036

[2] Yonaha, Y. Negotiating Leisure Constraints in the Pandemic: The Case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Int J Sociol Leis 7, 155–176 (2024). https://doi.org/10.1007/s41978-024-00150-8

[3] Abdullah, Sarena. (2015). Postmodernity in Malaysian Art: Tracing Works by Nirmala Shanmughalingam. Indian Journal of Arts. 5. 35-43.



專訪|在國家級美術館討論「公民抵抗」 |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 專訪策展人 Joleen Loh與Qinyi Lim | Fear No Power: Women Imagining Otherwise 「無懼權力:女性的另類想像」(三)

 

將反核示威海報、反獨裁雕塑、流離女工的身體置入一座國家級美術館,這種空間的政治性並非沒有張力。西方的泰特(Tate)或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近年來大力收藏曾被邊緣化的行動主義藝術,但東南亞的語境更為複雜,「國家機構」與「公民抵抗」之間的關係並非總是清晰可辨。

 

策展人 Joleen Loh 並未迴避這個問題:「我們確實認為,西方博物館與我們在討論『抵抗』時,所處的語境是不同的。但我們感到,我們處於一個可以以不同方式講述這些故事的獨特位置,而這些方式對我們所在的語境是有意義的。」

 

她隨即轉向一種更具開放性的思考:「我們不希望以自上而下的單向教育方式運作。我們希望賦予觀眾主體性,讓他們在這些主題上得出自己的立場,而不是由我們替他們定奪答案。」

 

策展人Qinyi Lim 則以一個具體例子回應機構與藝術家的關係:Dolorosa Sinaga 有 10 件作品被她本人定為「開放版數」(open edition)。這意味著這些作品不應被任何人獨占,應當繼續在不同的收藏中激發討論。展覽中展出了其中兩件。「她甚至允許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使用這些作品的圖像來製作商品,作為籌款的一種形式。這是她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一個行動主義藝術家實踐的一部分。我們作為機構,也擁抱了這一點。」


 

| 另辟蹊径

 

第三展區是整個展覽的壓軸章節,將視野從個人與政治的張力,延伸至集體建設的實踐—藝術家們如何超越個人創作,建立團體、傳授知識、維繫傳統,為對話、支持與團結搭建持久的空間。

展覽的最後板塊「另類想像」(Imagining Otherwise)是整個展覽的壓軸章節,將視野從個人與政治的張力,延伸至集體建設的實踐:藝術家們如何超越個人創作,建立團隊、傳授知識、維繫傳統,為對話、支持與團結搭建持久的空間。

 

在菲律賓 1986 年馬可仕(Marcos)政權倒台後短暫的政治開放期,Imelda Cajipe Endaya 創辦了藝術雜誌《PANANAW》並聯合創立了女性主義團體 KASIBULAN,這一歷史時刻為 Imelda 及其同代人提供了重新審視自身女性身分與集體行動意義的契機。然而,同期創辦的菲律賓首個重要視覺藝術期刊《PANANAW》,是這種理論建構意識的延伸:她不僅創作,也書寫,將女性藝術家的立場以文字形式納入藝術史的討論之中。

 


Dolorosa Sinaga 在其雅加達工作室 Somalaing Art Studio(1987 年創立)旁設立的 Beranda Rakyat Garuda,是一個刻意保持非機構性、非等級性的開放空間。Qinyi Lim 在訪談中特別強調,這並非一種經過設計的「關係美學」方法論,而是一種本能的、即興的開放姿態:「敞開大門,相信這種精神會自然延續下去」。這一空間成為藝術家、學生運動人士、民主倡導者與人權活動家的庇護所,其政治意涵遠超一般意義上的藝術交流平台。Taring Padi 等激進藝術團體成員亦在此聚集,Dolorosa Sinaga 本人因此被稱為「Taring Padi 之母」,這種非暴力行動的分析,亦在卡塞爾文件展(Kassel Documenta)中,展現了其藝術在政治教育中的力量[1]

 

她們透過這些非等級化的組織形式,創造了一個個能夠容納差異、提供支持並激發改變的「安全屋」。這正是副標題中「另類想像」(Imagining Otherwise)的本質:不再順從於現有的霸權結構,而是透過「激進的關懷」(Radical Care)去實踐一種更加公平、流動的未來圖景。

 

|《太陽的咒語》(The Sun's Spell)

 

在所有作品之中,《太陽的咒語》(The Sun's Spell)或許是最難以被單一展區框架所容納的一件。它不屬於任何一個敘事章節,卻又與全部三個展區的核心命題息息相關。正因如此,才將它放在最後討論。當觀眾已經穿越了具身經驗的私密、公共抗爭的張力、集體建設的溫度,再回頭凝視這件懸置於前廳的巨大尺幅壁畫裝置,才能真正感受到 Phaptawan Suwannakudt 在層層壓克力面板之間所封存的東西:當一個女性選擇不再「背對世界」工作,她所繼承的與她所開創的,究竟如何在時間中共存?

 

《太陽的咒語》(2025–2026)是專為展覽前廳(anteroom)特別委約創作的,位於三大展區正式開始之前,屬於獨立的導引空間。展覽專程委託 Phaptawan Suwannakudt 為前廳創作這件作品,並且以「重寫本」(palimpsest)為概念,將她五十年藝術實踐中的圖像學、文字與反覆出現的主題層層疊置於壓克力面板之間,創造出一種需要觀者主動詮釋與「翻譯」的觀看經驗。

 

我們看到Suwannakudt 的身分本身便是一種打破:她是泰國首位執掌寺廟壁畫工坊的女性,在父親 1982 年去世後接手工坊,經營長達 15 年。她的藝術實踐,是在繼承泰國佛教壁畫傳統的同時,將其置於澳洲悉尼的流散經驗與當代語境中不斷重塑與擴展。

 

在描述這件特殊作品時,Joleen Loh 提到,委約創作的起點僅有一個方向性的框架:「我們請她探討『社群』如何影響她的實踐。其餘部分,我們給了她完全的自由。」這種自由催生出一件既私密又巨集闊的作品。「對她而言,這創造了一種需求,讓觀眾去解釋、翻譯,在不同的平面之間尋找。這展示了記憶的傳達往往並非易事。」


 

| 結語

 

在採訪接近尾聲時,我問兩位策展人:回望 2026 年的今天,這些先驅者幾十年前所做的抗爭(反核、勞工權益、反對獨裁)許多問題似乎仍未解決,甚至更加尖銳。她們希望這場展覽能向年輕一代傳遞怎樣的信念?

 

Joleen Loh想起了 Dolorosa Sinaga(她常被親切地稱為「Ibu Dolo」)反覆向她們說過的話:「她經常告訴我們,下一代對她有多重要。她希望未來的世代不會害怕,能為他們所屬的社群大聲發言。」她沈思了一下,補充道:「保持安靜很容易,維持現狀也很容易。但我們希望觀眾知道:我們講述的故事是重要的,而且我們有能力以有意義的方式來講述它。」

 

Qinyi Lim 最後說的話,或許是這場展覽最誠懇的邀請:「做某件事、採取某種立場,沒有唯一正確的方式。當我們邀請這五位藝術家來開幕時,她們聚在了一起,有些人幾十年沒見面了。她們彼此打趣,聊著初次相識的往事。那一刻,我想到的是,這裡存在著另一種創造世界的方式,一種不完全由生產力驅動的方式。」

 

或許,無畏並非沒有恐懼,而是在恐懼中依然選擇行動,選擇彼此關懷。這五位先鋒藝術家留給後輩的不僅僅是 45 件藝術品,更是一種關於未來的無限可能性:我們可以透過藝術去想像、去創造一個完全不同的、更加公平的世界。

 

「無懼權力」最成功之處在於它沒有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女性藝術大一統理論」。相反,它呈現的是五種截然不同的、甚至可能互相矛盾的立場。這場展覽也並非是策劃一個完全學術性的綜述展(Survey Exhibition),從 Amanda Heng 對儒家家庭的微觀解構,到 Nirmala Dutt 對種族與環境焦慮的社會評論,我們看到的不是五位被貼上標籤的「女藝術家」,而是五位藝術家在各自時代的橫向比較實踐。她們用身體思考,用拒絕回應,用文字構建。

 

「無懼權力」的最高境界,是擁有不被定義的權力。

 

撰文 | 許瀚尹 編輯 | 樊婉貞

圖片 |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Fear No Power: Women Imagining Otherwise

 展覽日期|2026.1.9-2026.11.15

展覽地點|新加坡國家美術館(1 St Andrew's Rd, Singapore 178957), City Hall Wing, Level B1, The Ngee Ann Kongsi Concourse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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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投稿 |editorial@artma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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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lung, Alessandro. (2024). The Power of Art in Political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Nonviolent Actions of Taring Padi in Documenta 15 Over Human Security Issues across Indonesia. 2.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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